20世纪90年代，正当“专业主义”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确立其绝对统治地位之时，日本学者山?直司针对其种种弊端，语出惊人，提出了“后专业主义”概念。山?是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公共性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以建立起靠各学科间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后专业主义”为目标，认为20世纪90年代
众所周知，正规意义上的大学学术专业制度产生于18、19世纪的欧洲，当时，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强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的确立，学科制度应运而生，成为大学学科专业制度最强有力的支柱，为人类知识生产提供了全新的空间上的组织支持。但不容否认的是，学科专业制度的成熟尤其是学科专业制度的快速发展，对人类学术研究与科学探索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现代学科制度人为地划定学术探索的边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术研究盲点，对人类的知识探索活动产生制约；同时，学科规训和惩戒制度在规范学科发展的同时亦对知识生产的边界予以刚性限定，使得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出现板结化现象。
作为对学科专业制度弊端的反思，人们试图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研究对此进行适度调节和矫正，于是出现了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但僵化的学科专业体制远非简单的跨学科研究所能奏效。只有形成超越专业体制的更高层次的知识生产方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由僵化的学科专业体制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危机。伴随这一研究观念的进一步演化与后专业主义的勃兴，“后专业主义”研究思潮应运而生，并导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向：
第一，“教学―研究”分途。专业时代的学术组织基本上是以学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虽然人们均承认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亦意识到这种“专业分治”的现象足以导致学术研究组织本身的分裂。鉴此，“后专业主义”力主“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分途：即在知识传播领域或教学领域依照知识传播的特点与内在规律仍然固守专业及划分专业边界，无论是大学的课程设置还是教学中的内容讲授，均要在学科专业体制既定的框架内来加以完成；但在研究领域学科专业的边界逐渐模糊，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似乎更希望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研究问题，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种分途趋向也会导致学术组织发生变迁。这正如华勒斯坦所言：“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
第二，超越简单的跨学科。“后专业主义”不是在简单地否定现行的学科专业体制的基础上完成跨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在肯定现行大学学科专业体制的同时，围绕传统专业体制对知识生产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行深度反思，并展开批判，力倡一种学术开放意识，搭建学术平台。在他们看来，那种缺乏前提批判反思的、简单的跨越学科专业边界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浅薄的知识涉猎。真正意义上的跨专业研究不仅是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手段、目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互动。其实，自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之日起，便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专业研究，学科专业间在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互相借鉴很早即已存在。如果我们把跨学科专业研究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此的话，其意义势必大打折扣。由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标应是学者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
第三，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取向。“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知识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或学科交叉框架内，而是多以问题为立足点，以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为线索，使用综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形成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在学理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对策。当然，与综合性研究取向相伴而生的是人才观念的变革。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时代曾涌现众多亚里士多德式的博学通才的大师级人物的话，那么，人类步入工业时代后则逐渐出现“通才匮乏”现象。正如法国学者杜甘所言：通才的数量正在逐渐下降。所有人都试图在一个或若干个领域内成为专家，导致通才越来越少，而专才越来越多。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想挣脱专业主义的樊篱，就应当提倡源于经验的问题研究，建立新的人才评价机制，呼唤通才的出现。
如果我们承认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生产由“专业体制垄断时代”向“跨专业时代”、尤其是向“后专业时代”演化这一总体变迁趋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探索创造“后专业时代”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以克服僵化的学科专业体制给当代知识生产带来的种种桎梏和弊端。其实质是试图摆脱传统的僵化的学科体制的束缚，顺应后专业时代的要求，走出现代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困境，探索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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