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流传甚久，相传出于北宋宰相赵普，《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引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半部《论语》”，称“典出于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赵普”条称：“他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相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著作中，显然各位引用者并未注意到，早在1970年，文史大家洪业先生就已撰写长文详加考证，指出“半部《论语》”只是传说，不可置信（《半部论语治天下辩》，载台湾《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又见《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惜洪业先生并未分析谬传产生及传言在后世广为传播的原由，使此论题仍留有不少值得探究的余地。
一、赵普其人及其与宋太祖、太宗的关系
赵普（公元922―992年），五代后周至北宋时人，参与策划宋太祖、太宗兄弟建立宋朝的陈桥兵变，太祖在位时任过十年宰相。他建议太祖逐步削夺地方将领的财权、兵权，选拔各地精兵到中央作禁军以削弱藩镇武力；实行更戍法，军队经常变换驻地，使兵卒和将领互不认识；又“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防止他们率军谋反。史称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但太祖称其为“书生”，赵普也自称“书生”。此处之“书”应是指战国以来惯称的政府行政文书，后周时赵普曾“掌书记”，负责官府行政文书，“书生”即是对抄写行政文书之人的称谓，唐人有称专事抄佛经者为“书生”之例。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灭蜀后见蜀宫女持有乾德四年铸造的铜镜，问身边大臣何故，无人知晓究竟，叫来学士窦仪，才知蜀王衍曾用乾德年号，太祖遂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当时赵普恰在朝为相，可见太祖并不将他看作读书人，否则不应出此言。至太祖晚年，赵普因挑拨赵匡胤兄弟关系、违法经商牟利、包庇犯法属下等劣迹被罢相职，离开京城。太宗时，赵普又两度短暂入朝为相，一手策划了除掉太宗弟秦王廷美和政敌卢多逊的大狱，迫死多人。992年去世前封魏国公，真宗时封韩王。
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录》以赵普居首，李焘（1184年卒）《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详载赵普言行，二书均无赵普“半部《论语》”或读《论语》的记载。据洪业先生考证，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赵普“半部《论语》”事迹的书籍是南宋李衡弟子龚昱1178年所编《乐庵语录》，该书《附录》提到李先生对弟子说：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
下。太宗释然，卒相之。《辞源》引作出处的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编成于1252年，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只在“辅陛下”后多出“致太平”三字，年代则较《乐庵语录》晚了74年，书中记载的赵普回答是“定天下”、“致太平”各用半部，不是仅用半部，后人截取半段略成熟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已不是宋人记载原貌。
赵匡胤兄弟虽是武将出身，但绝非目不识丁的草莽。宋初沿用唐制以科举取士，考试内容包括儒家《九经》及史书诗赋法律等，宋太祖曾亲自出题，开此后殿试先例；又致力征求散亡书籍，扩大皇家藏书。太祖曾说“欲武臣尽令读书”，也经常劝赵普读书。若论统治国家的儒学知识水平，“书生”赵普在太祖面前无任何优势可言，而且他为太祖谋划的计策都是法家申不害、商鞅以法术势驾驭臣下一类，无关儒家“君君臣臣”的统治理念。
史载太宗也“性喜读书”，自称“无他好，但喜读书”，在位时修千卷《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要求臣下每日送三卷《太平御览》，要在一年内读完这部类书。公元990年，太宗赐各路官员《九经》，令众官诵读。宋初又印佛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已刻印佛经五千多卷。太宗对佛教颇有兴趣，曾对赵普说“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要他读来看看。试想，面对孜孜不倦的读书皇帝，臣下赵普哪有可能狂妄到声称以“半部”书就能辅佐天子致太平的道理？
诚如洪业先生所论，太宗与赵普少年相识，共同策划篡夺后周天下，到太宗欲以为相时，普已年近花甲。共事多年，太宗应深知赵普为人，不会因旁人的片言诋毁便生疑窦。李衡所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这类话更非两百年前赵普本人口吻。《宋史・赵普传》载，雍熙三年（986年），赵普上疏太宗：“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又引《汉书》“兵久生变”之言谏太宗退兵，可知他到太宗时已经自诩熟悉汉唐历史，读过《汉书》及唐人著作。宋太宗所撰赵普《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赵普早年为吏时确曾“寡学术”，经数十年学习，到晚年经常阅读儒家经书史书，某些学问甚至超过硕学老儒，这应是宋太宗对赵普的真实评价。
考述至此，大致可以断言，赵普不是“半部《论语》”的发明人。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是何人因何目的要编造荒诞不经的“半部《论语》”之说？这一谎言为何能从南宋以来流传千载，且每每让人深信不疑？
二、有关赵普与《论语》的另一则传说
南宋时记载赵普读《论语》事迹的一部史书是王?《东都事略》，其文云：
当其（赵普）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议，才归第，则亟阖户，自启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家人不测也。及翌日出，则是事决矣，用是为常。后普薨，家人始
得开其箧而见之，则《论语》二十篇。元朝所修《宋史・赵普传》也有相同记载：
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诵之竟日。及次日临
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关于《东都事略》与《宋史》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称“《宋史》尤多舛误，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洪业先生则认为，《宋史・赵普传》所据史料即王书。从文字内容看，二者承袭关系颇为明显，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有关赵普读《论语》决断朝政的故事自南宋后广为流传，如南渡20余年后成书的蔡?《铁围山丛谈》亦有同样记载，与《鹤林玉露》约略同时的赵善?《自警编》、黄震《黄氏日钞》、吕中《大事记讲义》等都有赵普惟读《论语》决断大事的记载，《宋史》所记为当时人熟知故事，不必一定取自王书。
更奇的是，赵普每天回家后关闭房门打开箱子取书读，到他死后，家人打开箱子，才知道他终日读的书是《论语》。洪业先生认为，北宋东京开封府人文荟萃，《论语》非珍本又非禁书，“闭户私读”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书籍作谈资？《宋史》又为何将“奚奴婢女闲谈”郑重写入国史？
其实，《宋史》“阖户启箧”四字也是一句谎言。赵普“阖户”之后，凭何确认一定“启箧取书”？唐朝以降，雕版印刷业发达，五代时已经刻版印制儒学《九经》。公元990年太宗遍赐各路官员《九经》，加上佛经和前朝史书子书，赵普书房内放置的各种书籍至少千卷，太宗说他“经史百家常存几案”盖非虚美。即便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箧内有《论语》20篇，也不能证实《宋史》“阖户启箧”之说。那么，《东都事略》与《宋史》记载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论语》因何不能与“经史百家”一并“常存几案”，必须藏于箧内？而宰相赵普读《论语》必须“阖户”，不愿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后人道出了个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
普山东人，所读者只《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原来《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赵普官至当朝宰相，再读《论语》有悖常理，所以《东都事略》与《宋史》有“阖户启箧”之说。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只称“兼经”。唐代明经科一般考《九经》中的两经，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应试者考一经加试《孝经》、《论语》。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算不得什么,离儒家经典的堂奥还远着呢。宋朝科举考试内容《九经》与唐相同。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推崇《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二程是洛阳人，又在洛阳宣讲，时称“洛学”。南宋朱熹奉二程洛学为道学（理学）正宗，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元朝中期开科举，《四书》取代《九经》地位，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官府），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欧阳玄：《赵忠简公祠堂记》）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是士子最普遍的人生理想，元明以来《论语》关乎仕途，600年间扶摇直上，终于脱弃它在上古时代儿童读物的本来面目，明清士人著作屡引“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以自抬身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太祖慨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劝赵普读书。赵普手不释卷，到晚年已能谈经论史。这么一个模范宰相，缘何在150年后形象大变，被士人称为只能读童蒙之书《论语》？朱熹等熟谙经学，为何放弃汉代以来千余年经学传统，舍九经而崇《论》《孟》？“半部《论语》”传说映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巨变，其间蕴涵的深刻含义值得认真探究。
三、赵普“半部《论语》”传说的由来
南宋各家论赵普与《论语》关系集中于一点：宰相惟能读《论语》，便足以“定天下”、“致太平”。后人看来，似乎是强调《论语》作为统治理论的重要。然而在以经术取士的宋朝，此说公然挑战的是北宋以来国家的政治传统，李衡、蔡?、罗大经等宣扬如此极端言论绝非无的放矢。赵普“半部《论语》”传说出现在其死后百余年的南宋时期，应与北宋神宗朝（1068―1085年在位）王安石变法至南宋中叶百年间的官场政争有关。追溯“半部《论语》”的出处，我们发现传播者是反对新法的二程学派再传弟子。据《乐庵语录》记述：李衡在北宋末（1120年）为科考事，曾与赵仲?同居一舍一年余，而仲?之父赵颜子乃程颐（伊川）高足。仲?时年而立，程颐逝于1086年，则仲?之父赵颜子为伊川先生亲授弟子谅无大误。期间李衡与赵仲?讨论《论语》深受启发，称“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赵君之言”。李先生开馆授徒30余年，学生说他“教人也，无他术，但以《论语》朝夕讨究”。据目前所知史料，虽不足以判定李衡所谓“半部《论语》”之说得自赵仲?，但李氏思想渊源与学术传承出自二程，服膺赵仲?，则无疑误；“半部《论语》”之说出于二程学派弟子，应该说于史有据。蔡?为蔡京季子，所撰《铁围山丛谈》记载赵普读《论语》断大事，又“痛诋安石新法”、“崇尚元?之学”（《四库总目》），政治立场仍属二程、司马光派。罗大经亦是理学信徒，他严辞斥责王安石是破坏国家一统大业的罪人，新法肇南渡靖康之祸。《鹤林玉露》指新法之害“其过正在于读书”，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自信来自“着一能读书之心”，在政事堂争论时作色道：“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讥讽“公辈坐不读书耳”，指反对意见为“流俗”。他与弟子合撰《三经新义》，时称新学，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宋史》论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他作宰相，“虽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李、蔡亲历熙丰之后社会动荡终至靖康南渡家国惨变，罗、黄、吕等所处时代，宋室衰微恢复无望，他们将罪责归于新法，抨击王安石最自负的“能读书”无关治国能力。朱熹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上任后却“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背离了《论语》“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的儒学正道。罗大经说“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王安石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新法依据的是“一部《周礼》”中的半部。理学信徒将“寡学术”的宰相赵普捆绑“罕言利”的通俗读物《论语》，编造“半部《论语》致太平”故事,其批评锋芒指向“好学泥古”的王安石和他所谓“理财居其半”的一部《周礼》。从官职说，赵、王二人都官至宰相，但赵普为开国元勋、两朝宰相、真宗时封为韩王，在宋朝历史上的地位远高于王安石，而且赵普早年“初无学术”，不晓经学，正是王安石指责反对者的“不读书”典型。道学家借赵普故事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士人只须读《论语》，不须言利，便可以辅佐皇帝定天下、致太平。
颇有后代士人讥评“半部”之说荒谬，薄薄20卷书，如何能前后割裂为二分别运用？其实李、罗等宣扬“半部《论语》”有政治上的针对性，王安石提出“《周礼》理财居其半”在前，道学家持“半部《论语》致太平”说反击在后，北宋末各学派陷于党争纠缠，“王霸义利之辩”延续到南宋末年。如果抽掉时代背景，单纯从字义上理解“半部《论语》”，便无法诠释其中丰富的政治内涵。
南宋道学家频频称道赵普读《论语》故事，并非偶然。孝宗（1163―1189年）即位之初，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朱熹则在庐山建白鹿洞书院召集弟子讲道学，以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条规，继续“王霸义利之辩”。孝宗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道学家表彰赵普有不便明言的理由，面对北方强敌，他们反对朝廷聚敛民财贸然兴兵，吕中说赵普两朝为相的功绩是“迟幽、蓟之伐”、“谏北伐之书”，即反对北宋出兵征伐契丹辽国。《宋史》说赵普为政“薄敛”，“终身以轻动为戒”。宋朝政治遵奉“祖宗家法”，道学家搬出两百年前的宰相赵普，目的是为自己的主张正名，争取官场权利。公元1188年，朱熹上万言奏疏，其中有“道学之人”被加罪以至“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的话。其后，以元代开科取士考朱熹《四书注》为标志，道学最终完成了儒学体系中对经学的颠覆，亡国败乱的惨痛代价促成了儒家治国理念的巨变。
《四库总目》评元人所修《宋史》“以表章道学为宗”，只因“半部《论语》”与史实太过抵牾，道学家亦不敢破坏正史传统，《宋史》遂采择“阖户启箧”之说，以符合400年前《论语》的真实地位；但《宋史》称赵普日读《论语》，“次日临政，处决如流”，将政务与《论语》挂钩，走的还是道学家李衡、罗大经“半部《论语》”说的旧路。对此，明清以来已有许多批评。
洪业先生说：“《论语》中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凡为政者不可忽略，但不可用撒谎的故事来替《论语》鼓吹。然则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传说，而今而后，可已也夫！”30多年过去，这个“撒谎的故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为人津津乐道，广泛传播，实乃一件憾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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