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正是基于这种书业与国家文化前途关系的深刻认识，支配着他在书业道路上兀兀终年，服务书业达38年之久。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使他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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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1886年-1941年) |
作为国内顶尖的出版企业，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有一套现代的企业组织制度。股份制经营，公司化运作，总经理之下，分设众多部门，维持着出版流程的正常运转。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两家又有一些差别。商务印书馆称得上是分工严格，责任明确。王云五执掌帅印期间，一度试图推行科学管理法，以量化的方式分定责任，追求效率，强化标准，虽然不克成功，却反映出经营者的一种管理思想。中华书局在管理上，则给人一个“大家庭”的印象，陆费逵充当一家之主，局内许多事情都是他“一言堂”。然而几十年中，这个“大家庭”却是和睦共处，团结一致，运作有效，因私人利益发生龃龉的事很少发生。时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的舒新城，在1936年1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中国系过渡时代，本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形态并存。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会将开始崩溃时代产生的，最初之范围甚小，组织甚简，各种事务，多由总经理直接处理，各级人员亦多由其直接指挥，遂形成家庭性质之集团。所谓事权，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家习惯了，亦怡然相处，纵有事务处理或人员指挥之权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于不问。二十余年来，大家为此种习惯所陶铸，无形中形成一种习惯法。凡与此习惯相应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种安顿，事务上也不感棘手。现在干部人员之最大部分都过此种习惯的生活，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可见管理好一个企业，模式决非只有一种，但各有各的窍门是肯定的。陆费逵的家庭式管理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陆费逵的个人魅力和无私奉献精神。细说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待人处事爽直和蔼。中华书局老职工吴铁声在文章中曾忆及这样一件事：张相主管中华书局教科书部时，因教育部新课程标准屡屡更新，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多次随之改动。为了抢占市场，时间至关紧要，编辑人员往往夜以继日赶编课本，陆费逵也不时打电话向张先生询问，知道某书尚未完成，陆费逵就哈哈大笑，挂上电话。这则小事很好地反映了陆费逵在待人接物上的通达爽朗。中华书局初创时，陆费逵常与同事共起居共操作，打成一片。他对公司同人，不论公私信件，致人均称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对学生\)，自称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称伯鸿先生而不称总经理。陆费逵的平实和易作风，使他赢得了公司同人的爱戴和拥护，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核心凝聚力。
第二，遇事明，处事敏。陆费逵身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并没有做甩手大掌柜；虽然不是事无巨细，身必躬亲，但在大事上心中自有一本明细账：什么事如何去做，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事，什么事做得是否得当，什么人留用可否，与下属谈起，往往可以说出一二三四，语必中的，深得手下佩服。陆费逵任总经理职30年，文书案牍均由本人亲自草拟，不喜他人代劳，所以他身边从来没有专职秘书。几千人的大企业，能如此这般调度自如，没有明敏的办事魄力是绝对办不到的。
第三，用人信人，敢担责任。陆费逵对下属一旦委以重任则深信不疑，如果下级有了错误，他则勇于承担责任。舒新城、张相、金兆梓、沈颐、高时显、丁辅之、俞复、唐驼等人先后入局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他们在社会上均有一定的影响，能长时间追随陆费逵左右，当与此很有关系。
第四，无私奉献，一心为公。陆费逵身居书局要职，却从来不以权谋私。他生活俭朴，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居室也很简陋。据舒新城日记记载，1936年陆费逵的月薪也不过300元，与书局一般中层干部相当。中华书局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如此一个大企业，作为30年总经理的陆费逵身后所遗，甚至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其清风亮节，令人感叹。
在同人眼中，陆费逵这个家长不妨说是开明的、朴实的、睿智的、可亲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所以管理起企业来，就少了扦格，多了润滑，这是人格力量辅助的结果。1917年6月，中华书局发生了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民六危机”，书局几近破产的边缘。作为书局业务总负责人的陆费逵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想必当时他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恰在这时，好友范静生主持教育部，邀请他到教育部帮忙，又有外舅高子益要他到外交上任事，新闻报馆老板汪汉溪邀他任总主笔，还有其他方面殷勤劝驾，均被他敬谢不与。若从个人前途考虑，陆费逵本可以借此机会脱身，另就大业，凭他个人的能力也当有所成就；但他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不想中途离开由他一手创办而其时正陷于困难境地的中华书局，大有与书局共存亡的气概。主持人这种敬业爱业的精神，对书局员工一定不无熏染，在激励企业员工团结奋进的同时，也提升着企业管理的向心力。
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正是基于这种书业与国家文化前途关系的深刻认识，支配着他在书业道路上兀兀终年，服务书业达38年之久。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使他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
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尽头脑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拿陆费逵的话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进行比照，所言所行应是问心无愧的。主持者的道德境界和文化使命感，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价值追求，它还可外化为一种集体推动力量，在引导企业完成形象自塑的同时，有助于培养企业员工对文化身份归属的自我认同，由此产生的文化自豪感带来企业凝聚力，凝聚力又促进管理效率。中华书局长盛不衰的原因，盖在此乎？
陆费逵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华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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