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诗人和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早年赴日学医，不久弃医从文，出版新诗集《女神》，将尚在尝试的白话诗推向新高峰。1928年?1937年流亡日本，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殿堂，其第一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定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因此，郭沫若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
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后定名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指出今文《尚书》28篇经过后世儒者的粉饰，其可靠性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因为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用了“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的论述，并推论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
几乎同时，感到文献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朝着“古史新证”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借助王国维古史考证的成果，写出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导论，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作为“奴隶制”，对于“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有一颇为深刻的揭发：“革命一次便受欺骗一次。奴隶革命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变成新的支配阶级。尽管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革命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依然无恙。”最后，为“中国社会之概览”。
《自序》开头即“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的名句。序文提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还是一片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自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性质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让“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又赶写了第四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后定名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制社会。
在“李一氓兄督促斡旋”下，上述文字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1版。附录《追论与补遗》的10篇短文，是在3月―5月初版、再版、三版过程中陆续增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杰出成就集中表现为三个“破除”、一个“建立”：一，破除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国故”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书中写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言‘整理国故’，言‘批判国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亚而已。”二，破除“国故”中包含的“后人的虚伪的粉饰”。书中强调：“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三，破除研究“国故”不需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自序指出，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古代，但“在‘国故’的了解上，有
莫大的帮助”，并对“谈‘国故’的夫子们”疾呼：“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由此三点，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学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20年后，“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功绩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所走学术文化道路，归结一句话：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用以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产生出巨大影响，引
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带领出一支宏大的学术骨干队伍，占据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导地位。迄今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重大研究，无不是沿着郭沫若开出的“草径”在继续前进，基本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体系。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社：现代书局出版时间：1931年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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