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早期散文成熟样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周秦诸子百家或多或少都曾称引或论及过《书》，其中又以儒、墨两大显学的称引最为集中，言必称《诗》、《书》确是早期儒者、墨者一以贯之的传统。《尚书》的文艺特性恰是在这一传统的早期形成过程中得到了最初的诠释，并随着儒家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由孔子开创的以《诗》教为核心的儒家文艺观，对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之观点，在学界已成为定论，在已有话语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批评史中也多有表述。而同样由孔子开创的《书》教文艺观及其对我国历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发展所发挥的核心影响作用却一直被湮没无闻，未能给以客观地评价。其实早期儒家《书》教观同样也是儒家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书》一类上古典籍所表述的文艺思想是形成早期儒家《书》教文艺思想的前源基础。这样的表达有以下三条：一是被称为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歌咏言”，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篇，虽然其原义是就乐而言的，但也牵涉到对诗、言、志、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等文艺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孔子的《诗》教文艺思想和汉代《毛诗序》中的诗歌理论，其基本理念是与《尧典》“诗言志，歌咏言”的表述相一致的。二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述孔子的一段话：“《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志》是与《书》具有同类性质的上古典籍，当代著名的《尚书》学专家刘起纡先生就把《左传》、《国语》中大量《志》一类文献视作引的《书》的条目来统计。这两则史料记载，不仅说明早在《书》、《志》一类文献的形成时代，就已经有了对文、志关系问题进行诠释的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艺思想，正是来源于对《志》有关表述的引申。《尧典》与《志》二者对文艺现象的相关表述，不仅相互印证了彼此早出的真实性，而且二者又分别对其后以孔子为首的早期儒家文艺思想中的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的各自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尚书・毕命》篇的“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之说。《毕命》篇属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的篇目，有晚出的嫌疑，近年来杨善群、郑杰文、张岩等一批学者就梅赜所献《古文尚书》问题提出了不少非伪证据，在学界已引起一定反响，即使《毕命》篇确为魏晋时期的伪作，但此处文辞亦有渊源于先秦时期同义语料的可能性，其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生成中亦应占有重要地位。言辞崇尚精要，不应片面追求奇异，正体现出了我国早期散文创作的基本主张和整体创作风格，这种主张及创作风格对我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孔子的“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以及子贡的“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等探讨了文、质关系的言论，与“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思想意旨是相通的。
其次，早期儒家在诠释《尚书》时流露出来的《书》教文艺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涉及到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多个层次。在《孔丛子・论书》篇中孔子曰：“《书》之于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吾于《高宗肜日》见德有报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则远方归志而致其敬焉；吾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范》乎！”这段表述完全可与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论相提并论。据黄怀信先生考证，《孔丛子》前四篇文字确有原始史料，而且其时代远在汉兴以前，实属于早期传世的零星记载或传闻，《论书》篇即为《孔丛子》的第二篇。此则诠释《书》的文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孔子提出了“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的文艺批评标准，二是由孔子提出了“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的文艺创作论，二者均是构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在《礼记・经解》篇中孔子还提出了“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教者也”的文学功能论，在《尚书大传》中孔子更是提出了“《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的细化文学功能论，这些表述与孔子《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论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在“七观之义”文本之前，孔门高足子夏还提出了“《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的文学鉴赏论。此外，孔子由“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而导出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理论，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构成中亦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表层意思是在探讨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实质上亦探讨了“言”与“文”的关系问题，当属于文学构成论的主要范畴。亚圣孟子在先秦诸子对上古文化反思风气的驱使下更是提出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怀疑论文艺思想。
由上所述可知，儒家《书》教文艺思想在早期事实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对我国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但已有书写文学批评史对此却并未能给以足够的重视，二者明显发生了错位。造成这种错位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诗》、《书》在已有话语文学史表述中的巨大悬殊，造成了近百年来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界重《诗经》而轻《尚书》的一种研究传统。《诗经》因其在已有话语文学史中得以充分表述，故其在早期文艺理论的生成，特别是在诗歌理论的生成方面，及其生成后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应地得到了深度挖掘；而《尚书》则由于在已有话语文学史表述中的简略或阙疑，其在我国文学肇始阶段所开辟的散文艺术理论生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战国秦汉时期语录体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文以及各类政用文体创作的影响作用，相应地也未能得以系统探讨。
第二，一些研究者没有廓清《诗经》所开创的诗歌文学在秦汉文学创作中的非主流化，与《尚书》影响下的散文体文学在秦汉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化之史实。有学者认为，《楚辞》及汉代韵体赋都是在楚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韵体文学奇葩，而以商周文化为背景产生的《诗经》一类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在战国至东汉中期，与同期的散文体文学创作相比，却处于非主流地位。与此相反，笔者认为，秦汉时期，以《尚书》所开创的散文体文学却在政论文、史传文、政用文体等多个方向上都有重要建树。
第三，由于受《毛诗序》、《汉书・艺文志》等汉代《诗》教文艺观的影响，文艺理论界过于偏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文艺思想对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批评的导向作用的系统研究，而忽略了对同样也是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书》教文艺思想在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批评导向方面的系统研究。
第四，还与已有书写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循循相因有关。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撰，与早期文学史的编纂相类似，同样也是在古史辨派学风盛行的学术大背景下起步的，因《尚书》部分篇目的真伪问题难辨，致使早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撰者采取阙疑从略的处理态度，而继后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撰者又多以早期的已有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参照物。
无论何种原因，重新确立儒家《书》教观在我国早期文艺思想生成中的应有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古代散文体艺术理论生成中的应有地位，使之与事实文艺理论生成中早期《书》教文艺思想所具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使之与儒家《书》教文艺思想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相一致，理应重新确立儒家《书》教文艺思想在秦汉事实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影响地位，理应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之一。（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