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辞海》出版的功臣

2007-12-0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永贵 我有话说

舒新城(1893年-1960年)

1928年4月，自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的一纸契约，《辞海》的编纂工作才真正地步入了正轨。1936年《辞海》对外发售预约，舒的日记中记下了大量出版前的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事务性活动，均亲自予以过问。特别是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1944年，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舒新城的大力主张，修订《辞海》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同。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从中华书局退休后的舒新城被任命为主任，继续为《辞海》的编辑工作努力。舒新城生前虽未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这正是一个出版工作者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

舒新城（1893-1960年），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湖南溆浦人，以教育家和出版家称誉于世。纵览舒新城的一生，大致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他致力于教学实践和教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国外道尔顿制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整理等方面，成绩斐然。仅1924年至1928年秋，前后5年多时间，他共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17种、20册、405余万言，为当时教育界所推重。可以说，舒新城的这种经历和影响，是他后来进入出版界、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的基础。舒新城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从相识，到相知，到共事，虽缘于两人在改革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志趣相投，但亦不排除以教科书为大宗业务的中华书局，有借重舒新城在教育界的地位作号召这层考虑。舒新城最终舍教育而事出版，陆费逵没少费周折。

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来校演讲，两人一见如故，从那时候起，陆费逵便有意请他主持中华书局的教科书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重申前请，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事务为由婉辞。1925年6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这在他人看来，对舒的清誉有损，而陆费逵却对他更加钦佩。当月，舒新城来访，陆费逵再次邀请舒入局任职。舒新城坦诚相告自己私人办立学院的理想，以及打算编纂词典售稿筹款的计划，陆费逵不便相强，仍尽全力相助；1927年4月，舒新城编辞典经济不支，向陆费逵提出，陆费逵当即答应从6月份起，每月垫付300元。这部辞典因之得以顺利完稿，并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名字出版。陆费逵的恳挚友谊，舒新城是不可能不心知的。1928年3月，陆费逵得知舒新城不打算去河南任教，立即给他写封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启动多年而搁置已久的大型辞书―――《辞海》的编纂工作。舒新城虽不愿放弃理想，亦不愿受到约束，但终究情谊难却，应承了下来。4月23日，舒新城赴沪与中华书局签定主编《辞海》契约。

事后，陆费逵再一次旧话重提，邀请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职务，舒新城仍不肯爽快答应，推以将来再说。舒新城接手《辞海》以后，先设编辑室于南京，后迁至杭州。1928年10月，陆费逵为了解《辞海》编纂情况和筹备西湖博览会，去杭州数次，每次必重陈前请，可谓锲而不舍。细究其中原委，应该包括两层因素：其一，中华书局自1925年戴克敦去世以后，编辑所长职一直由陆费逵临时兼任，陆费逵身为总经理，事多任重，不胜劳苦可想而知；其二，编辑所长是个要职，非有能力有影响的人不可为，舒新城的资历和条件各方面都合乎要求。经过多次说服，舒新城最终答应下来。1929年11月10日，双方正式签约。1930年1月1日，舒新城走马上任，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编辑出版家的生涯。

舒新城办事谨慎稳重，跟陆费逵果断决行的作风形成互补，两人相得益彰。陆费逵曾评价舒新城，说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这既是对他为人品格的大力褒扬，也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作为一个教育家，舒新城怀抱着匡时济世的雄心，确有其理想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又能清醒地认识现实处境，同时兼具务实的一面。作为一个民营大出版企业头脑中枢的编辑所所长，作为书局大计方针和出版计划的制定与决策者，舒新城很好地理解了社会文化发展与企业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力求将两者协调起来而不至于顾此失彼。正是有这样一个务实原则的指导，才有上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营业的蒸蒸日上，同时又不失一个大出版机构的良好声誉和社会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陆费逵选择舒新城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可谓得人。陆费逵曾在遗嘱上写明，万一本人不幸，将公司职务及个人股权委托舒执行，且令其子听从舒之命令。对舒新城之器重，由此可见。

舒新城著《致青年书――讨论几件关于读书的事》，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

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不能不特别地提到《辞海》。一方面，《辞海》是中华书局局史上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另一方面，舒新城对《辞海》所作的贡献格外突出，令人追忆感怀。1928年4月，自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的一纸契约，《辞海》的编纂工作才真正地步入了正轨。南京、杭州两地，舒新城招募人员，日夜编辑，虽然不克有成，却也积累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和不少有益的经验。1930年舒新城入主中华书局编辑所后，《辞海》后来的实际工作虽由沈颐先生主持，舒新城作为直接的领导确也没少费心血。1936年《辞海》对外发售预约，舒的日记中记下了大量出版前的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事务性活动，均亲自予以过问。特别是对《辞海》中涉及日军侵略的政治性条目，舒新城坚持站在爱国立场，不同意删除，保持了民族气节，深为后人称道。1944年，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可节省纸张，降低定价，适合当时普通读者收入微薄的购买力。1947年合订本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起了《辞海》普及版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是舒新城的大力主张，修订《辞海》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同。1958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从中华书局退休后的舒新城被任命为主任，继续为《辞海》的编辑工作努力。《辞海》老树新枝，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适应了新的要求。舒新城生前虽未看到修订版《辞海》的出版，但由于他建国前后两度主持《辞海》工作，他的名字已与《辞海》共长存，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这正是一个出版工作者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和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