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导向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之后，经济学开始把二者区别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人们认识到继续将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由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它的核算常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即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广泛、深刻，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按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为什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在探索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改革开放之前已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理论上看，发展方式差异源于发展约束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约束，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较小，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比较稀缺，土地、矿产、水、环境等要素的稀缺问题还不突出。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技术与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相组合。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生产要素的稀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对发展方式进行调整，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从实践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对GDP的片面追求并不必然改善人民群众的福祉，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基础上，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重点关注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

资源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很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与之有关。譬如，长期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管理体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各类资源之间的比价、资源与最终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价格水平既不反映完全成本，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准入标准不健全、不科学等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区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制度落实不到位，布局分散、产业同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没有得到根治；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不惜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土地价格扭曲、建设用地规模普遍过大、单位土地产出较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环保行政执法很难到位，甚至形成滥用和掠夺资源和环境的小气候；税收体制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考虑不够，等等。只有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才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好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等问题。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在过去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还可承受。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扩张到一个新的层级。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和消耗的绝对量连年快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的绝对量过大，废弃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今后若延续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甚至可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使发展步伐受阻。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都具有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关系的功能，但性质和作用方式不同。市场机制通过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资源环境利用方式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问题。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补偿机制，创造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消除外部性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实现资源环境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主要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在提供制度保障时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务之急是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环境治理等外部成本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信贷优惠和国家投资与补贴政策，扩大节能、节水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范围，硬化资源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约束。

其次，加强竞争制度建设，处理好垄断和竞争关系，优化竞争环境。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关于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的法制和制度建设得到加强，竞争在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境强。但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仍面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垄断性并购、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行业自律限制定价等问题。目前应改变长期重视产业政策、忽视竞争政策的倾向，将竞争政策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政策。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也要调整财政支出，把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司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生态等领域，为社会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环境。

第四，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从现代化目标和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努力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但要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从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均水平看，不具备奢侈消费的条件，从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看，也不该接受不健康、不文明、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另一方面要运用正确有效的经济法律手段，矫正过于奢侈和浪费资源的消费。

要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经济增长仍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专业领域。人们已认识到，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土地、资本，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制度。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来推动不同，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通过知识、技术及制度的不断创新来推动。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越来越复杂，要实现产出比投入的更快增长就必需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需要独立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大体有四种组合：无增长无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无增长有发展，有增长有发展。从发展阶段看，我国还未发展到低增长阶段，应坚决避免出现前两种组合，争取保持第四种组合，这就离不开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入研究。

我国人均GDP与高、中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并行快速推进期，客观上要求经济总量在较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不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和资源环境问题，不可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也难以全方位推进。(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