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5日至17日，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在山西省临汾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位先秦史学专家学者和研究尧文化的专家出席了论坛。这次论坛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临汾市委宣传部主办，尧都区委、区政府和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会承办。会议共收到论文43篇。与会专家现场参观考查了尧陵、尧庙、襄汾县陶寺遗
12月15日上午，论坛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临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成洪才主持，市委副书记张克强介绍了临汾市的基本情况和尧文化资源的发掘、研究和保护情况。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向大会发来贺信。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宋镇豪、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莠、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才旺分别在大会上讲话。经中国先秦史学会批准，在临汾市成立中国先秦史学会临汾尧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孟世凯宣读了中国先秦史学会的批准文件，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刘合心共同为中国先秦史学会临汾尧文化研究中心揭牌。12月16日上午开始论坛大会发言，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詹子庆先后主持了论坛研讨。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传承弘扬尧文化，共建和谐新临汾。
论坛就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尧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尧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尧文化与古都平阳、尧文化与陶寺遗址、尧文化与上古文明世界、尧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尧文化与临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专家、学者在论坛发言中强调：帝尧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继“人文初祖”黄帝之后一位杰出的帝王，由于他奉行德政，功业卓著，使当时的社会成为古代治世的典范，受到华夏后代子孙的尊崇和敬仰，全国各地留下了许多纪念性的尧山、尧水、尧庙和尧陵。临汾，古称平阳，作为帝尧长期活动的都国，不仅有史书记载，而且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系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近年来在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大批文物、古观象台以及4000多年前的古城址，尧陵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陶寺遗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规划。这些都极大地支撑了帝尧定都平阳，建功立业的史家成论。尽管目前对关于帝尧的出生地各地尚有争论，但做为上古时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尧文化，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尧文化的核心精神早已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之中。作为上古时代先进文化代表的尧文化，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刘合心首先发言，他对专家学者的到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诚恳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做到“三不”和“三要”，一是不受地域所限，要客观公正在地认识尧文化；二是不受门户所限，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尧文化；三是不受成论所限，要创新发展地探讨尧文化。他表示，尽管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城址、仓储区、祭祀区以及古观象台和大量出土文物，为尧都的确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也可以百家争鸣。要破除门户之见，站在人类发展的视野来探讨尧文化，充分认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尧文化不应墨守成规，应该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用创新的思维去研究。
刘合心认为，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在我国上古时期有两个不可忽略的亮点，一是炎黄时期，另一个是尧舜时期。炎黄使先祖挣脱了野蛮，而尧舜开辟了文明境界。帝尧上承炎黄，下启舜禹，将分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凝聚为一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方国，而尧都平阳恰好处于中央之国，形成了古中国的雏形，成为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说，在尧文化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具体表现：一是中国之根；二是文化之根；三是文明之根；四是血缘之根。他详细阐述了各条根脉的具体内容。强调我们的先祖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不仅冠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表现在协和的统一思想、古老的科学意识、拙朴的民主行为和可贵的创新精神。尧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时代推广水井挖掘技术，抗旱保丰收；钦定历法，制定农时节气；选贤任能，将帝位禅让给平民子弟舜；设立诽谤木（华表）广开言路。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三个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文化文物部门合作，先后多次对位于襄汾县陶寺镇的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和考古发掘。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多座，其中大型贵族墓9座，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通过对4000平方米的地面发掘，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贵族居住区、宫殿区、大型仓储区、祭祀区和观象台基址。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的设施。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和祭祀建筑等各要素的先秦城址。陶寺文化高度发达的程度、陶寺城址都城的性质、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的国家特质，在距今4000多年的当时历史时期是极为罕见的。陶寺观象台所表现出来的天文历法知识，与《尚书・尧典》里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文”、“尧”二字，大约可作为陶寺遗址归属的文字自证。因此，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尧都平阳”。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经过对陶寺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屡有重要发现，特别是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被成功破译，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出土朱书文字扁壶属陶寺遗址晚期。经破译的扁壶朱书文字为“文”和“尧”两个字，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这一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为临汾地区作为尧都平阳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世人一般以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具有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的初始阶段。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才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书写于织物、竹、木类载体上的古代文字则极易朽没。陶寺扁壶文字因书写于陶器之上，方得以幸存。许多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时代社会晚期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经济社会生产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并成功破译，这一成果将汉字成熟期至少推进到距今4000多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郑杰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帝尧作为我国古代一位原始部族首领，他在搞好团结各族、“合和万国”的形势下，带领百姓克服自然灾害，大力发展农业，是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决策。他的这种决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当时社会迅速迈向文明时代的门槛。他的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心系全民、作风民主、开拓进取、尊重和推广科学技术的伟大精神，为世世代代的人们讴歌赞扬，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研究、借鉴、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好的传统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作出新的贡献。
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文献记载显示，尧时代的历史功绩：一是制定历法，向民众颁布，这是中国天文史上的一大进步。二是汤汤洪水，命鲧治理，治水失败后用大禹治水取得成功。三是协和万邦，创建邦盟体制。四是选贤任能，实行禅让制。他崇尚道德，尊重和推广科学技术。他的历史贡献受到后代人民广泛的赞扬和崇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古往今来全国各地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将这位伟大的人奉为始祖。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经过多年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从出土随葬品和文化分布的特点来看都体现了一种和合思想。从根本上讲，和合思想应产生于原始的农业生产。农业文明具有典型的温和性，农业生产最强调稳定，同时强调协作。因当时生产力低下，只有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只有协作才能更多地战胜自然而取得丰产丰收，这是一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业生产既稳定又协作的需要，成为“和善与融合”的和合思想产生的源泉。和善、多元、包容、融合为内涵的和合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早期的“大一统”观念。在文化上出现了较大地域内的统一，这是中国早期一统观念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王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反映了原始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的许多背景材料。陶寺遗址陶文，反映出距今4000多年前不仅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且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书写工具毛笔。有了毛笔，大概这时也已经有了专职的书记官员，结合古文献记载考证，可知当时已经有记事文字的典册流传于世了。
楚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按照考古学区系类型划分，我国现今人口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六大区系：一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二是以陕西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三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系；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系；五是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区系；六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系。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文化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中原地区只是中华文化的六大区系之一。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发展道路，而且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各大文化区系大致同步发展，既平衡又不平衡，在不断组合与重组中共同发展与前进。
空军某飞行学院教授蔺长旺借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参照相关史料和考古学发现，对“三皇”、“五帝”的干支与公元纪年进行了探讨性推算。这种探索实践和创新思维有利于上古文化研究的深入。蔺长旺拓宽尧文化研究视野，从现代地理学、地名文化学层面着手，参照民间传说、历代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勾画、描绘出尧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和尧文化圈的漂移与传衍途径。他建议对尧文化的研究应当像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由国家立项，组织多学科专家攻关。
石耀辉（临汾市委党校副教授）：应该把大力弘扬尧文化做为临汾市文化强市战略认真落实，树立尧文化在区域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有关尧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力量有机整合，共同打造尧文化品牌，从而形成临汾文化的软实力。要进一步加强尧文化资源管理和产业开发，建议由市政府牵头，对全市的尧文化资源进行统一归划、开发和管理，并从政策、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保障，通过弘扬开发尧文化，进一步带动全市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陶寺遗址出土的四千多件文物被堆积在文物库中，国家和省、市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尧文化遗产的保护，尽快建成尧文化博物馆。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从文献记载到民间传说，都在暗示着帝尧与陶寺遗址的联系。可是在考古与历史的对接中，年代上却发生了错位，无法吻合。专家在研究中创新思维，将陶寺遗址与黄帝、帝喾，以及舜、禹、夏进行对接尝试。结合《尧典》“四仲中星”的天文现象进行对接研究，结果尧的年代正与陶寺兴盛期相当。专家首次提出了“打结理论”，认为历史传说的缺失，导致了上古史上用有限的人物填补较长的历史空间这种现象。如同断开的绳子，只有打结才能连接起来，而连接起来的绳子一定会变短。“五帝”其实就是连接断裂历史的五个结，他们使历史变得辉煌，而他们的蝉联，也使历史变短。只有在打结的过程中解开这个结，才能实现历史的准确对接。
乔忠延（尧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陶寺古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地区。史籍记载，临汾古称平阳，这里曾是“夏墟”、“尧都”古地，史家有“尧都平阳”和禹“又都平阳”之说。考古发掘显示，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遗址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陶寺城址规模宏大，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和各地发掘出土的同时代城址相比大许多倍，是全国目前已发现的同时代的城址中最大的一座。研究表明，陶寺遗址是尧舜禹时期一座都邑性遗址，标志着当时社会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初级国家阶段。而这个最早的国家雏形就在古平阳，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临汾是古中国的摇篮。
李海渊（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尧文化研究会会长）：本次论坛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论坛，是一次成功的论坛，代表了尧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准。各位专家学者通过考察交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创建与我们共享，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专家学者在对遗址、文物考证认定和对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在尊重文化形态和文化存在的前提下，对临汾作为尧文化发祥地给予基本的确认和肯定，对临汾在传承和弘扬尧文化方面的成绩给予好评，对临汾进一步开发和弘扬尧文化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建议。特别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在临汾设立尧文化研究中心，这对临汾尧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是极大的支持与鼓舞。这次论坛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宗旨，实现了三大目标：一是基本明确了“两地”，即临汾是尧建都之地和尧文化发祥地。二是突出了“两性”，即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三是达到了“两新”，一是揭开了尧文化的研究与开发的新篇章，二是吹响了推动临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号角。本次论坛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将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意和产业开发，使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和经济财富。我们真诚地希望今后与各位专家学者加强联系，密切协作，继续深入研究尧文化，不断取得新成果。（蔺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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