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个“十室九商”、“以货殖为恒产”的商贾之乡，又是个“科甲蝉联，海内宗风，官居上爵，代不乏人”的科举兴盛之地。商人、商业和儒学、科举的关系，在徽州人那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
徽州是明清时期中国科举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说一个地区科举业发达，中举人数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一个地区的中举人数众多与该地区的科举理念、围绕科举所采取的各种教育措施以及所形成的社会风尚等息息相关。
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徽州人将科举入仕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徽州大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儒学之家或显宦之第。迁徽以后，他们不仅仍保持原有的宗族体系，而且也继承“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所以到南宋初年，仅休宁一县，每次应乡贡者“常过八百人”（洪适：《休宁县建学记》，康熙《休宁县志》卷7《艺文志》），而整个徽州则“毋虑二千人”（淳熙《新安志》卷8《叙进士题名》）。这些带着父辈、宗族殷殷期望的徽州士子，“橐楮笔，起山林，与四方英俊争进趋，往往高捷乡国。”（戴元表：《孝善胡先生（斗元）墓志铭》，《新安文献志》卷92上）中举人数的众多，使徽州“迨圣宋则名臣辈出”。到明清时期，由于商业上的成功造就的雄厚经济基础，使徽州人对科举入仕的追求更为强烈。据记载，明中后期，休宁县“即就试有司，动至数千人”（万历《休宁县志》卷1《风俗》）；就连在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黟县，清初也是“应童试者且千人”（嘉庆《黟县志》卷1《政事志・学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徽州人深刻认识到“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衣冠，身之有眉目也”（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卷6）的道理，特别强调的科举仕进的人生价值。
其二，徽州人广泛创设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为子孙科举入仕创造条件。除官学外，徽州民间创设的塾学、义学、书院、书屋、文会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以及“城市乡镇，各立文会”的局面。这些教育机构的创设虽然各自具有多重意义，但为科举服务无疑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文会”。明清时期，徽州“乡村多有斯文之会”，是全国文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整体上看，明清徽州文会的主要功能就是“萃一乡之彦而课制艺”，通过“同类相求、同朋相照、同美相成”，共同提高，以增强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因而，请“斯文主”命题作文，然而评论文章，就成为文会的主要教育教学活动。因此，明清徽州科举人才的兴盛与文会的广泛设立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正如明天启元年（1621年）歙县人江学海所说的，江村聚星文会创设后，“一时人心鼓舞，争自淬磨，（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年）之役，社中荐贤书者两人，廪学宫者若而人，入胶庠者若而人，文社之益彰彰矣”（江登云：《橙阳散志》卷11《艺文志》下）。
其三，徽州人对科举入仕者建牌立坊，创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徽州是中国的牌坊之乡。明清时期，徽州的城乡到处耸立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牌坊和牌坊群。据方志记载，康熙年间，休宁县有牌坊145座；嘉庆年间，绩溪县有牌坊91座；清末，婺源县有牌坊155座；歙县，现保存下来的牌坊仍有近百座。明清时期，徽属六县的牌坊数当在千座以上（参阅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第179―189页）。在这些众多的牌坊中，又以“高爵甲科居大半”，即大多是“世科坊”、“进士坊”、“状元坊”等科举功名坊。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功名的纪念碑。徽州人给中举入仕者“树坊表于其乡”，其目的是“俾称道勿绝，夫亦励人积学立名之心欤”（民国《婺源县志》卷7《坊表赞》），营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
其四，徽州是明清时期考中进士最多的府级行政区之一。笔者根据徽州方志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包括部分占籍或寄籍外地中式的徽州士子），得出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武进士者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684人、武进士者111人。徽州明清文进士数占全国2.2%，其中明代占全国的1.82%、清代占全国的2.55%。明清徽州进士不但总数位居全国各府前列，而且状元人数更为显赫。据统计，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考中的状元就有19名，占全国的17%。以府计，清代苏州府状元最多（不包括太仓州），有24名，如果去掉其中6名具有徽州籍的状元，苏州府实有状元18人，比徽州府尚少1人（参阅李琳琦：《徽州教育》第159―16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徽商为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在浓厚的徽州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经商谋利只是徽州人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而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显亲扬名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正如明中叶的著名学者王世贞所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王世贞：《?州续稿》卷116《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如明休宁人汪可训，因“不得志……遂辍帖括”。经商致富后，他延名师，课督其子，并训戒其子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休宁西门汪氏家谱》卷6《太学可训公传》）在保存完好的明清徽商的宅第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许多诸如这样的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黟县西递村）、“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黟县宏村）、“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黟县官路村），等等。
正因为徽商的终极关怀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商致富后，他们不吝资财，为家乡士子的读书业儒、科举入仕创造条件。首先是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如亟置塾学、广设义学、倡建书院、兴办文会等等。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建立和维护，都与徽商的积极参与分不开。其次是对求学士子从束修膏火，直至家庭生活，进行全方位资助，使其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学。徽州的“以商养学”、“以商助学”之举贯穿一家、一族、一县、一府，形成了系统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再次是积极捐建县考棚、府试院，并在南京建试馆、在北京建会馆，为士子应考提供全方位服务。最后是大力捐输科举试资，为远赴南京和北京参加乡试和会试的家乡士子提供经费支持。
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促进了徽商的兴盛和徽州文化的繁荣
发达的明清徽州科举业也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首先，通过科举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和政治保护伞。这些徽州仕宦对“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务获万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阖族公撰观察遽园公事实》），在施政和议事中竭力保护徽商利益。明清时期，徽商之所以能在两淮、两浙盐业、茶叶运销、皇木采购等官府控制的行业中独占鳌头，其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后盾实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其次，一大批受过儒学科举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入仕而投入商界，成为有文化的商人。他们熟悉儒家的待人接物之道，了解历史上商人的兴衰成败之理，故能精于筹算、审时度势，把生意越做越活，最终成为富商巨贾。
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不仅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官居上爵”的仕宦、为徽州地区培养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群体，而且通过科举教育大大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培养出各类人才，形成了“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的盛况。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如中状元的有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居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兴经济之业者有唐文凤、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而徽州的朱熹、戴震和胡适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学界巨擘，也是思想史上的三座丰碑。这些人才在学术、绘画、书法、篆刻、医学、建筑、戏剧等领域各领风骚，从而形成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派刻书、徽派版画、徽剧等斑斓璀璨而又独树一帜的“徽州文化”。（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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