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日,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改革步入3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评价标准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等主题进行了研讨。本文特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登如下。张岳琦（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以更大的热情和毅力推进改革开放
从改革内容的复杂性来看,可以说是先易后难,但从政治、思想转变的震撼性和痛苦程度来说,确实是开头最困难、最艰险。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办经济特区,起初都是困难重重。改革开始之难,客观地讲,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我们缺乏可借鉴的现成经验。把原来苏联模式的、实行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转变到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在一个大国做这样的实验,全世界没有先例，许多事情处于两难境地。那时流行一句话,“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说的就是这种困境。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各项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即“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也缺乏能被公认的理论支持。原来,按照那些已深入人心的理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计划经济、集体劳动等。以此来衡量私有经济、引进外资,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后来邓小平提出,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理论。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必须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只有以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渡过了改革初期的艰难阶段,改革才能进入快车道,才能有以后的持续进步和成功。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以往那种改革的热情,那种承受挫折和打击的勇气,那种克服阻力和困难的智慧,那种踏踏实实探索前进的毅力。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进一步推进渐进式经济改革
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仅许多中国学者,而且一些主张激进改革的外国学者,都认为是成功的。
――渐进改革也面临着挑战。渐进改革的本意是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但同时也存在着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如何深化改革,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在改革已推进了将近三十年之际,应静下心来好好总结一下改革的经验教训,把改革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教授对经济体制的转型作出过这样的论断:“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走出自已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这一论断既指出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艰难性(这无疑是正确的),又包含了对改革的悲观态度。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既能渡过其艰难的历程,又能开拓乐观的未来。
――要关注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之间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克服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又使广大的城乡居民从几乎没有什么个人财产变成了拥有个人财产的人,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引起财产分布差距的扩大。从长期看,在居民收入来源的构成中,来自财产的收入的重要性将逐步增长。财产分布差距的扩大必将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之间如何防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就成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必须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再分配就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包括补贴)等手段让收入和财产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以便在维护激励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项无疑对缩小财产分布和收入分配差距起着直接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它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缩小上述差距的作用,例如教育政策、劳动力流动政策、产业结构转换政策。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为人类贡献了独特的发展模式
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潜力,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等优势,着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即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的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以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为重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以改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参与政治生活为重点的人的自身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综观二战以后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大体可看出一个基本脉络: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到了五六十年代增添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七八十年代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八十年代后,随着人权保障的兴起,人类发展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应运而生并受到普遍关注。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当代社会人类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是“内在相通”的。科学发展观的贡献,并不在于超越人类共同发展理念,“原创”一套新的发展理论体系,而在于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提供指针和战略思想。倪红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强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收入分配结构调节的主要政策工具就是财政。财政特有的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使其必须承担起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调节的社会协调发展职责。
――将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作为财政对经济结构调控的着重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部分内涵着(并不等同于)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是农村,中国主要的农业大省和农业大县集中在中西部;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所以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也就是在较大程度上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措施看,财政要把降低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资金的投入作为主要切入点和手段。提高对农业补贴的效益,适当增加对农业科技、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资金支持。
――财政通过加快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扩大具有均等化作用的转移支付规模,着重从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缩小地区差距。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体制改革和推进市场化进程。财政在缩小地区差距上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投入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但这部分的建设一定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二是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国内外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三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使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财政的着重点在第三个方面,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公共服务依靠政府财政。政府直接从事中西部地区的竞争性项目建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财政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财政运用再分配功能侧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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