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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出版社 |
我们试以《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为主来探析作者的学术理念、方法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启示意义。正如书名所揭示的，此书落脚于“传统”：“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察中建立或揭示我们民族的小说传统，这是本书的宗旨。”（《后记》）用“传统”名篇，以寻求传统为旨归，作者是有感于古典小说研究中一种吊诡的现象：一些研究者明明在研究“传统小说”，却又显然昧于“小说传统”。
将本书作者的思考置于现代学术史中考察，其“突围”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包括古典小说研究的发轫，最初都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过程、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陈文新教授的传统小说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时期，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普遍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但在如何落实这一原则上仍存在诸多疑虑，也有不少学者因苦于无法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在实际上不得不回到老路上去。
陈文新教授的辨体研究以正视中西文体差异为起点。“四分法所强调的文体分类与中国传统文体固有的特征实际上存在相当多的不一致之处”。（《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片面以外来的文体分类法裁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然引起失真的问题；片面以外来的文体批评标准来评判传统文学作品，也不足以揭示其价值所在。因此，必须毅然以中国传统文体固有特征为基础，调整惯用的文体标准，进而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框架。
本书作者不止一次称引清代学者纪昀“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之说，透露出其学术渊源所在。如果说纪昀的本意主要在于提出创作要求的话，本书作者则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的批评原则，并且对“体”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陈文新教授看来，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的文体不仅肩负着描述或阐释社会文化不同侧面的任务，而且它们往往是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出发进行描述或阐释。在这种理解之下研究“体”的规定性，就贯彻了重视“了情之同情”的原则，辨体研究自然联系着文体发生的历史，联系着文体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用”，从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
以传统小说及其下属的各项子类文体而论，“体”的概念绝非只是小说内部的叙事规范和叙事惯例，它同时指向外部的历史和文化――它关注的生活侧面、传达的核心价值以及预期的审美效应等。比如，作者以“子部小说”的概念来探讨《阅微草堂笔记》一类作品，就从整个文化构架和小说发生的角度把握这一文体的三个特性：由子部典籍而来的“虚构”传统、由子部典籍而来的“以议论为宗”以及由子部典籍与儒家典籍的区别而来的独特“旨趣”。对唐代传奇文体，作者采用了“传记的辞章化”的描述。从辞章与历史著作惯例上的差异出发，作者不仅从根源上把握住传奇由辞章而来的注重情感抒发、以感受和意绪作为文本重心的特点，并进而导引出传奇题材上关注“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以及相关的叙事模式。这些研究成果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显然得益于作者对“文体”的深刻认识以及综合的辨体策略。
重视“审音辨味”，重视揭示传统小说作品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也是《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一书的鲜明个性。这本专著在不少方面都能令人联想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特别是《史略》非凡的审美把握能力。对本书作者来说，辨体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琐碎的技术分析，而在于存传统小说之真，抉传统小说之美，从而激活作品本身。
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仙鬼怪形象及其悲剧意蕴》一文中，作者对昧于文体之分、“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横扫一代人的心智之花”的研究方式表示遗憾，而实际上，脱离传统文体固有特征的研究，损伤的决不只限于六朝志怪小说。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例，它在清代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同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但在外来的文体划分中，它很难归类，也很难得到应有的评价。即使在传统白话小说研究中，也存在昧于文体之分而导致的大量误读现象，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内的一批名著也未能幸免。作品的生命存在于被阅读的过程之中，研究工作中的误读将加速小说读者的流失，以致将传统小说变成真正的“死文学”。在作者看来，珍惜传统并不需要用通俗化的解说方式，只要我们的研究是准确揭示而不是抹煞传统小说的文化意蕴与审美趣味，它们将以自身的魅力延续其生命。本书第一版出版之后，一位普通读者来信，感谢作者让他能够“读到一二会心著作”。作者在《前言》中提及的这件小事，的确值得深思。
在这本书中，陈文新教授也附带论及传统文学其他文体的问题。毋庸讳言，不加区分地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一同置于“散文”概念下研究，不加区分地将诗（古体、近体诗）、词、散曲一同置于“诗歌”概念下研究，这些现象都还存在着。能否将辨体研究的方法拓展到其他文体，有待于相关研究者的实践。仅就古典小说的研究而言，陈文新教授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卓有成效的。这一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真正做到了尊重传统文学固有的体性，在追寻根源的过程中，也找到了通向“中西融通”学术境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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