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是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正确分析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近年来，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特别是我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涉及国民经济全局。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平衡国际收支、推动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目标之间，亦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以保持相互间的协调统一。在处理上述目标间的相互矛盾，世界各国鲜有成功范例。因此，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笔者认为，必须切实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发展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流动性过剩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当前，着眼长远，兼顾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双重任务，切实做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加强对货币运动规律的研究，科学合理地控制货币投放规模、结构和节奏，特别是控制高能货币的投放，确保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确保不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要强化对不同层次货币的管理，尤其要加强对与价格水平变化密切相关的现金流通量（M0）和狭义货币（M1）的管理，切实把价格水平控制在有利于群众生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适度范围内；要强化对货币运动渠道的监管，加强窗口指导，规范派生存贷，约束信用扩张，进一步压缩基础货币供给，把住信贷闸门，严格控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要科学运用再贷款、贴现、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强化货币政策工具间的协同配合，发挥整体合力；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打好组合拳，既要扩大消费、缓解过剩，又要拉动内需、推动发展；要按照中央确立的“十一・五”规划目标和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着眼当前实际，按照动态、有序的原则，保持适度的货币供给，制定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计划，优化货币供给结构，有松有紧，有保有压，既要抑制价格结构性上涨，又要避免急刹车、避免国民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二是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我国的流动性过剩，既有国际背景，也有中国特征，着眼较长时期和宏观层面，不难发现，我们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纯粹过剩、绝对过剩，结构性过剩应是准确的判断。突出表现为产业间和区域间两个不平衡，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泡沫较重，股市整体估值水平明显偏高，发达地区、主要城市资金相对充裕；另一方面，制造业、采掘业、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广大农村资金相对匮乏。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紧紧抓住这些特殊性，切实采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做法。要科学分析流动性过剩的利弊得失，既要看到其不利因素，又要看到其有利条件，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准确判断，统筹兼顾，做好工作；要准确把握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特征，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总量和节奏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施选择性货币政策，合理引导流动性，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行业和经济区域，对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瓶颈环节，对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广大农村、中西部地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引导过剩的流动性向这些地区、行业和环节流动，既缓解部分地区、行业流动性过剩，又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处理好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当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讲，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应是其根本成因。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既要采取得力措施，收回流动性，又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加大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力度。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培育、规范社会投资的内生增长机制，强化风险约束，优化投资结构；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引导、调控社会投资中的义务和责任，纠正政府在投资领域中的“越位”行为，遏制各级政府投资冲动；建立科学易行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加大追究违规投资责任力度，扼制投资、信贷投放增长过快问题。要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步伐，打破行业部门垄断，明晰国有资产收益，调整垄断行业利润水平，扭转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制定相应政策，保护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收益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状况，尽快解决一次分配领域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加强政府引导，规范就业市场，扩大就业规模，适度提高职工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金发放标准，切实提高全社会劳动者收入水平；保护合法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扩大国内需求，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要加强国际收支管理，根据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新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优化国际储备规模，调整储备构成，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积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国外投资，转移部分富余资金，减少资本项目顺差；调整出口政策，扩大差别税率，提高部分产品特别是“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成本，鼓励产品内销，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扩大浮动汇率空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平衡国际收支，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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