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且把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方面。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立足创新铸造精品呢?武汉大学八位知名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创新要立足现实需要
韩德培
我于1986年主编了一本《环境保护法教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以供大学作为教材。从那时起,经过不断更新,到现在这本教材已经出版到第五版。中国政法大学一位环境法教授,曾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此书是“一本少有的经典教材”。
1981年我在武大建立了一个“环境法研究所”,这不但是全国唯一的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的机构,也是全亚洲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机构。它不但对环境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培养了大批环境法专门人才。因为我在环境法方面做了这些工作,1999年获得了“地球奖”。现在,这个“环境法研究所”已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陶德麟(哲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创新一定要跟求实结合起来,求实、求新是不能分的,如果离开了求实、求真,去高喊创新,就容易走入歧途。现在研究手段、写作手段非常先进,电脑拼凑的现象比较多,有的学者一年能写几十本书,这恐怕就有问题。另外无论在自我评价、别人评价学术著作,现在语词越来越满,越来越吓人,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还是应当实事求是。
精品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忽视传统
谭崇台(经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作为精品一定要有传统,武大文科有优势,是因为武大有悠久的传统。就像西方经济学不是我谭崇台一个人的,而是优良的传统造就了优秀的学科;而且我们有比较好的团队,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定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之下研究西方的东西,一个是不要膜拜,一个是不要片面地批判,要正确地理解,正确地应用。“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就是讲我们要尊重过去的传统,这是很有远见的。
马克昌(法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们要创新,但是不要忽视传统,不要忽视一些基本的理论,而且我们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实现的目标要符合规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这样的创新才有意义。如果是很浮躁的创新那是不能为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外面流传一种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说法,说“1+1=2”的文章是不会发表的,要写“1+1=3”的文章才会被发表。其原因在于这是“创新”,“1+1=2”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发表了,要发表新的才行。这就出现了正常的文章发表不出来,奇谈怪论却能够发表。我们的创新一定要根据科学规律,任意想到个点子就是创新,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创新。学科上一定要避免浮躁,要甘坐冷板凳,“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彭斐章(图书馆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创新一定要不忘传统,或者不忘过去。我讲一件事,我们要出版曹之同志的多卷著作,曹之同志的《中国版本学》在教育部评奖,评奖时同样一本书不能够有两个,在我们组,恰巧是程千帆提了一本名字跟曹之同志的书名一样的。当时,我把曹之同志的情况讲了一下。他为了做学问,一天到晚研读《四库全书》,做的卡片相当多。他现在的房子,除了书房以外,把底下一层地下室又搞成一个书房。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他买了很多书。我们现在要鼓励这样一些人,没有这样一些人,将来怎么办?李文海特别支持,指标没有了,他就到教育部协商,最后从整个学科里面调了一个名额出来,成为一个例外,同样的书得两个奖,而且在一个组里得两个一等奖。
创新必须打通“中”、“西”、“马”
刘纲纪(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过去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打通“中西马”。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这个看法。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懂得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这就是“中”。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盲目崇拜西方,什么东西西方讲的就是对的,过去毛泽东也批评过这种倾向,“言必称希腊”,这样就看不到中国传统思想伟大的地方,实际上我并不否定希腊。中国古代先秦的思想绝不低于希腊,当然并非说希腊没有超过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比希腊更伟大的地方。世界古代的思想有三大体系:中国、印度、希腊,这是哲学、美学的三大系统。世界古代的思想体系就是中国、印度、希腊,而且从时间上来考证,中国还是最早的。在美学这个领域,就思想言论出现的时间来说,中国是最早的。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需要知道“中”是怎么讲的,我们是中国人,首先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不管是哪个学科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什么看法,要弄清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元素,中国人没有中国这个思想元素不行,要靠“中”。再一个就是“西”,你要了解西方,一定程度上也要了解印度,或者说了解日本,我在这里主要讲西方。
西方从古希腊到现在的后现代,从毕达哥拉斯这些人一直到现在的德里达、鲍德里亚那些人,你统统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些什么看法,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到当代,这个学术流变要非常清晰,在历史上他提出了一些什么观点,先提出了什么观点,后提出了什么观点,现在有什么观点,心里面要有一本账,一定要心细,这就是“西”。再有就是“马”,就是说你研究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看,马克思、恩格斯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清楚。
重视学科交叉
李龙(法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最重要的还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搞社会科学的离开了这个指导思想不行,武汉大学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点党中央做得很好,有几个里程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搞第二部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我们在法学领域有好多中国经验,比如调解问题、劳改问题,有好多问题是中国的独创,在世界上是有影响的,但我们没有把它总结好。特别是调节委员会,现在乡镇以下,调解委员会作用很大。要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我们创新很重要的一个点。要把中国现有的、正确的经验升华一下,变成理论,怎么变成理论?这里涉及到还有第三点。我说过,第一点要合理借鉴西方的东西,第二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三点要学科交叉。
创新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顾海良(党委书记、教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是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尊重差异,我认为应该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理论,应该进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讨论,假如没有学术观点的争鸣和讨论,没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就不可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这是学术发展史、思想史证明了的东西。
我们现在尊重差异不是很够,把和自己不同的观点都当作是错的,不善于与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交流、探讨,甚至把不同的学术观点打成异端。对多样的东西,应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在学术问题上,怎么能够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我认为要提倡学术自由。现在很多场合都讲学术民主,实际我是不大赞成学术民主的提法的。学术民主是用什么方式来表明是非?大概是投票来表明对错,那么谁的票多谁就对,谁的票少谁就错,毛主席讲过“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上”,真理的发现肯定是受到别人批评和压制的。这就需要学术自由。
学术民主只有在一个地方有用，就是评奖的时候,因为大家局限于现在的眼界来投票谁获得一等奖,这里民主也是有缺陷的,有致命的弱点,就是大家只是凭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而更高的水平、更高的东西他可能看不清。所以学术还是要讲究自由。
学术是以追求真理为过程,以获得真理为目标的,各国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规定,以尊重宪法,不违背宪法为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学术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才称作学术。西方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宪法上有言论自由,但是学术界不能讲言论自由”,学术界不保护没有经过体验、考据的观点,要讲规范,还有就是他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当作自己的东西。
学术自由和宪法中的言论自由还不一样,言论自由只要不违背宪法都行,但学术自由中的学术限定了自由的范围。所以我认为学术自由应该提倡,没有什么害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