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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景明：我国当前的财政收入高增长呈现出三个统计特征：
总量倍增周期缩短。2003年以前，财政收入平均7年翻一倍。2003―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增长1.4倍，财政收入倍增周期缩短了两年。
增速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次财政收入增长高峰期，第一次是1983―1986年，年均增长率15.2%；第二次是1992―1995年，年均增长率18.7%；第三次是2004―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四年年均数比前两次平均数高出近5个百分点，增速呈加快态势。
增长率结构明显转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财政收入增长高峰期主要是以流转税增长为支撑的。1992―1995年这次高峰期间，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年均增长率为30.8%，其中1994年增长率高达62%，而同期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率仅为9%。当前这次财政收入高增长是由多主体支撑的，流转税比重下降很快，所得税和小税种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断提升。2007年企业所得税增长30%以上，已成为我国第二大税种，个人所得税收入已超过消费税。车购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小税种增长快，去年仅证券交易印花税猛增十几倍。增长率结构的变化支持了税收的持续高增长。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财政收入能保持高速增长？
白景明：近年来，我国税制相对稳定，而且又采取了减税性税制改革如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课税项目费用扣除额。所以，我国的税收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五点：一是产出规模急剧扩张，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工农业产品第一产出大国，2003年开始主要工业品产出剧增；二是消费急剧扩张，受人口众多、收入增长等因素影响，2003年以来居民消费规模不断膨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消费总量大国；三是物价上涨，高税负产业物价上涨偏快导致税收高增长；四是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五是推进城镇化。
记者：这其中需要冷静分析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白景明：过去两轮物价上涨，集中在食品和生产资料两大领域，一些家电产品随之上涨。这次物价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上涨推动的，这两类商品价格上涨对税收增长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房地产价格上涨寻源于以房地产商品化为基础的需求拉动。房地产类商品属于单位价值高的商品，涉及房屋建设和房产销售两大环节。我国的房地产从土地开发到房屋销售完毕涉及6个税种，而且房屋销售营业税税率为5%（属高税率）。因此，房价上涨带动的单位商品税收增长率要高于其它领域。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本轮物价上涨过程中，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和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率低于前两次物价上涨期间的水平。比如拿2003―2006年的数字与1992―1995年的情况对比，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率前者为15%，后者为25%，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年增长率前者为14%，后者为21%。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本轮物价上涨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没有过多挤占企业利润增长空间，从而促成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直接带动了建筑业、设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等的扩张，从而极大地助推了税收增长。按10%的税负来推算，可以说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带来的税收就可达1.1万亿，2007年上半年2.6万亿财政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如果拓宽分析面，把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考虑进来，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间接税收至少不会低于2000亿。回顾我国税收增长的轨迹，可以说无论是在经济低潮期，还是在高潮期，税收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度都比较高。
记者：下一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会怎样？
白景明：我国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有其特定生成条件，是转轨国家和人口大国特征的表现，然而必须看到，无论是何种类型国家，处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收入都不可能长期高增长，我国也不可能例外。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从经济运行角度看，还是从制度变迁角度看，促成财政收入高增长的因素的能量已释放充分，今后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财政收入增长率下调格局。具体成因在于：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会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抑制贷款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回落，前期的高投资形成的产能急剧扩张拉大了供求缺口，需要消费环节去消化；不可再生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必然回落，会直接约束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两者的税收增长；近年来我国的税制改革小步慢走，减税性改革将在基本制度层面压缩税收增长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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