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上海《文学报》改版，内容更加丰富，形式凸显活泼，最可贵思想开放，对不同意见给予平等发表机会，开展学术讨论，敢于保护少数意见，在文学领域带了个好头。
改版后第一期，头版位置，王晓明先生文章可谓振聋发聩，对当前观众、学者对某影片的批评提出质疑，将这些批评定格为当年“文化大革命”
对某电影的批评，一些文章不免有偏激之词，但从大方向看，无可厚非。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长达八年的日本占领日月，在那一段历史时间内，不同人的不同表演，也和“文革”中人们的表演一样，堪称淋漓尽致，历史不要求每个人都英勇就义，但至少，不分敌我总不应该成为做人的楷模。近年来有人将张爱玲和鲁迅并列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最敬重的作家，你自己敬重可以，可一定要拉上全体中国人民，就是强加于人了。
任何时代，总有一种情感叫做民族感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做出伤害民族情感的劣迹，虽然不至于落个汉奸恶名，但总是不光彩的。一事当头，为了肉体之欢，竟然背叛同志者的盟誓，是可“理解”可“欣赏”，还是要受到谴责，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于回答的事情。而且以艺术形式，以情色包装，以美女明星，以床头戏煽动，公然美化背叛行为，有人出来说句话，难道不是民族的幸事吗？
需要说明的是，“运动式批评”，到底和正常批评的区别何在？
所谓“运动式批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颠倒黑白，强加于人。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运动式批评”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它们最卑鄙恶劣的特点，就是断章取义地将被批评对象的只言片语制造成政治事件，强加在被批评者的头上。譬如《海瑞罢官》，作者明明是秉承“海瑞骂皇帝”的旨意写作的历史剧，“运动式批评”却将“罢官”的历史事件强加到作者头上，更以此拉开了长达十年的历史浩劫的序幕。稍有一点正义感的人，也不会不明白这种批评背后的政治阴谋。
“运动式批评”的另一个特点，是由它导致的政治迫害。批评并不可怕，即使是不实之词的批评，最后人们也会辨明真相;但“运动式批评”的最终目的，却是将被批评者置于死地，如此，批评才成为“运动”。只有以制造政治迫害为最终目的批评，才是“运动式批评”。
如今，观众、学者对于某电影的批评，即使有的语言有些偏激，但大部分还都是在做深刻、准确的解读，没有任何“运动”的背景，何以就“运动式批评”了呢？回想这许多年来，多少不健康的货色，都以“运动式批评”做挡箭牌，大行其道。“运动式批评”也封住了批评家的嘴，使文学批评长期失语。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和不良的思想倾向，也就趁着批评失语的“大好”时机招摇于市了。
“运动式批评”是靠运动式政治支撑的，而政治清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即使表述方式稍有激烈，用词或有过激，但这和“运动式批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近年来，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社会批评，所以落入失语低谷，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落个“运动式批评”的恶名。如今，难得观众、学者们对某电影说了几句公道话，总算没有重演“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境况。大家正应该叫好助威，偏偏王先生出来惊呼“运动式批评”来了，真也是大可不必了。
叫笔者看，“运动式批评”已经随着运动政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勇于鼓励展开批评、争鸣和讨论，以匡正时弊，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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