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王日根、王亚民在《从〈令梅治状〉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二○○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清初黄梅地区山环水绕，耕地仅占半数，且贫瘠土地居多，自然和人为灾祸频发，人口密度较小，以耕织结合为生存样式，社会
生态特别脆弱。民间不知储藏，流于健讼，且存在多盗等严重社会问题。针对这些情况，知县李成林首先招徕复业，尽量减少老百姓的挽输之苦，将以公代赈的方法贯彻到城池的整修、驿舍的建造、渡船的添设等社会事业中，整顿狱政和粮草支放，切实推行乡约宣讲，使百姓对官府产生向心力。他带头倡捐达十五次，壮大了公共事业的经济基础，在群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李成林严于驭下，设立“墨皂”，推行总票之法，实施乡约保长之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绅耆与官府能有效合作，并通过驾驭书办、衙役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在“获上”方面李成林亦能巧妙行事，一方面请求上司更改成命，减轻地方负担，另一方面巧言善辩，在揣摩上司心思、巧以事例相辩的同时，又以连带责任相暗示，为自己治理好地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李成林跳出了任期短而难有作为的困境，使当地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代不存在性开放的社会风气
岳纯之在《唐代性开放说质疑》（刊于《南开学报》二○○七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唐代并不存在性开放的社会风气，从结婚、离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婚外性行为，唐人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严厉谴责和制裁。所谓唐代性开放，夫妻之间不相禁云云，都不能成立。学者们之所以得出唐代性开放的结论，与他们对唐代胡化的过分夸大有关，也与其研究方法的偏颇和失当有关，以偏概全、选择性使用史料、随意割裂和解读史料等很容易导致结论出现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