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学术史上，儒宗既是儒学的权威，又是儒生的宗师，因其突出的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学术荣誉，受到儒生们的普遍尊重，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群体。汉代儒宗作为一个群体，有其成长的特殊学术环境，并伴随两汉王朝的盛衰而有所变化。
西汉前期，儒家经学经秦朝焚书坑儒之劫余，开始复苏，涌现出第一代儒宗。
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注重文本整理。如伏胜通过口述方式，保存今文《尚书》；孔安国?集孔宅遗物，保存古文《尚书》，都是文本整理的典型。二是注重章句解析。自从设立《五经》博士，博士、章句、家法三位一体。博士传授一部经典，只有自创其章句，才能构成一种家法。经过汉代儒宗的编撰，每一部经典都有不少章句读本。三是注重理论发掘。如董仲舒阐释《春秋公羊传》，提出天人感应论、大一统论和三统论；孟喜、京房阐释《易经》，提出阴阳灾异说和卦气说等，都是理论发掘的结晶。四是注重学术会通。郑玄以古文《诗》为主，吸纳今文三家《诗》学，著成《毛诗笺》；以今文《仪礼》为主，校以古文《周礼》，另注解《小戴礼记》，通称为《三礼》，都是学术会通的产物。这一系列成就表明，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因为不同的学术取向，有着不同的学术特色。
为把儒学经典传承下去，汉代儒宗探究儒家经学，构成专门的学术体系。如申培、辕固、韩婴、毛苌探究《诗经》，成为诗学的四大学系：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欧阳和伯、夏侯胜和夏侯建探究《尚书》，成为书学的三大学系：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戴德、戴圣探究《礼经》，成为礼学的两大学系：大、小戴《礼》；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探究《易经》，成为易学的四大学系：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和京氏《易》；严彭祖、颜安乐探究《公羊春秋》，成为春秋学的两大学系：严氏《春秋》、颜氏《春秋》。这种传统的学术格局，得到朝廷的反复确认，不仅彰显了儒家经学的继承性，而且确认了儒宗的正统性，引领着学术发展的方向。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跻身于朝廷，担任公卿要职，发挥个人政治智慧，推动了汉朝的政治进程。如叔孙通制定朝仪，整饬汉初朝仪的混乱局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汉朝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公孙弘建议创办太学，改进汉朝的教育体制和选举制度；刘歆开拓和鼓吹古文经学，给予王莽改制以有力的支持。一些儒宗身在朝廷，仍能保持高尚品德，敢于匡扶正义，搏击浊流，颇受时人称道。如萧望之为人“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汉书・萧望之传》）；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也”（《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注引《续汉书》）。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又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身为博士，亲自到太学执教，把学术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专门培育博士弟子。汉宣帝时期，施雠、戴圣、严彭祖等人参与石渠阁会议，辨析《五经》异同；汉章帝时期，贾逵、楼望、桓郁等人参与白虎观会议，考定《五经》要义，删减《五经》章句，都涉及到儒学教育。特别是东汉后期，私学逐渐兴盛，许多儒宗广招弟子，推动了儒学的传承。
毋庸讳言，汉代儒宗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如人意之处。早在西汉前期，司马谈就批评儒家说：“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论六家要旨》）《五经》博士设立以后，更是强调师承关系，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导致学术派系林立。经过近百年时间，“传业者?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进入东汉时期，章句之学更加泛滥。“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这种烦琐的学术模式，抑制了学术思想的创新，有碍于儒家经学的新发展。
还有一些儒宗，本来以学术成名，一旦步入统治集团，便显露出各种缺陷，招致非议。如叔孙通主持制定朝仪，被擢升为太常，后来却由于一味谄媚君主，为齐鲁之士所轻视。特别是“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汉书・匡张孔马传》）这些儒宗的遭遇既有个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决定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难以得到超脱。
应当指出，汉代儒宗作为群体，主要出自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作为官学，占据着正统的学术地位，享有十足的学术霸权。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其他学术流派都遭受到严厉的摈斥，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像杨雄、桓谭、王充等学者，尽管都富于学术创新，取得非凡的学术成就，却因为背离学术主流而长期被忽视或搁置。这样比较起来，汉代儒宗的评议确认，就让人有些疑虑了。（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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