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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与《词学通论》

2008-02-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远斌 我有话说

吴梅(1884-1839)以曲家名世,有杂剧、传奇、散曲之创作,亦有戏曲、戏曲理论研究之著述,学术界对诸方面多有论述。另外,吴梅也是著名的词家,有词之创作,也有词、词理论研究之著述,《词学通论》可以代表他在词之领域的研究成就。

吴梅沿袭了古代重体制的学术习惯,在《词学通论》中尤重辨体,全书九章,前五章不离

乎词体之辨。第一章《绪论》论曰:“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气韵”不辨,空疏者作词往往“易近于曲”,博雅者作词往往“不离乎诗”;若要避免近诗之弊,“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词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缋为能也”;“曲中俗字”,“固不可用”,“即衬贴字”,“亦当舍去”。吴梅这里借用了李渔《窥词管见》中的观点和语句,其不避雷同而论之,可见此辨体之重要。吴梅也有自己的体识,认为词、曲之区别,“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如史邦卿《春雨》词云:‘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此词中妙语也。汤临川《还魂》云:‘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然不可入词。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

辨体贵在明理,不需骋思扬藻,故《词学通论》前五章多言简意赅之论。如第二章论平仄之重要:“词之为道,本合长短句而成;一切平仄,宜各依本调成式。”“虽立定程,而字音之开齐撮合,盖别有妙用,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协于歌喉,抑且不成为句读”。

吴梅在《绪论》中溯词之源,在书的后四章按朝代理词之流变。《绪论》溯源曰:词“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自汉代始,乐府为正声,而一些新声别调在民间流传,齐梁时新体诗已诗乐分离,词乐合一的民间乐调故为文人所注意,后渐演为词,吴梅认为词滥觞于齐梁,不无道理。

书的后四章乃词之古代简史。吴梅长于取“义”,如论唐代词:“大抵初唐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中盛以后,词式始定。迨温庭筠出,而体格大备,此唐词之大概也。”再如论北宋词:“词至赵宋,可云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难继者矣。”“大抵开国之初,沿五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较工。”“汴京繁庶,竞赌新声。柳永失意无?,专事绮语;张先流连歌酒,不乏艳辞。惟托体之高,柳不如张,盖子野为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为苏、辛,为姜、张,发扬蹈厉,壁垒一变。而界乎其间者,独有子野,非如耆卿专工铺叙,以一二语见长也。迨苏轼则得其大,贺铸则取其精,秦观则极其秀,邦?则集其成,此北宋词之大概也。”吴梅对每一朝代词的发展演变皆作如上概括,而且简单明了,合乎实际,堪谓“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

因以“唐人词略”、“宋人词略”等标题,所以吴梅写词史之“事”较简略。每一章节只就当代词家作简论,每一词家又多简评一首代表作,还有一些词家仅列名引词。虽然“事”简,但却巨细不遗,并能突出一词家、一时代词之特点。故吴梅能言他人所未言,如:“唐初,柳范作《江南折桂令》,当在青莲《忆秦娥》、《菩萨蛮》之前,而各家选本皆未及之,其词盖久佚矣”;能发他人所未发,如论苏轼、秦观词之别:“诸家论断,大氐与子瞻并论。余谓二家不能相合也。子瞻胸襟大,故随笔所之,如怒澜飞空,不可狎视;少游格律细,故运思所及,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其《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他作如《望海潮》云:‘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此等句皆思路沉着,极刻画之工,非如苏词之纵笔直书也。”

吴梅在《论韵》一章中言:“余故严别町畦,为学者导”。此语亦可用来评价整本书之价值,无论是就入门者而言,还是就研究者而言,《词学通论》均是不可多得的力作。

《词学通论》最早由东南大学1912年铅印,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后来商务印书馆、台湾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分别予以再版。

《词学通论》出版时间:1933年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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