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我国的就业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刚性就业机制仍在惯性发挥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刚性就业机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加快就业机制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作为对传统刚性就业机制的矫正，具有充分弹性的市场化就业机制，即“弹性就业机制”，
――就用工单位而言，弹性就业机制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并增强其竞争力。传统的固定用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追求边际生产率的自主性，也限制了劳动者追求边际劳动收益的自主性。随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由“强资本与弱劳工”的劳动关系局面向“资本与劳工最佳结合的团队协作”的局面转变，团队协作能力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条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也因此发生变化，需要更多自主权、增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弹性并提高管理效率成为职业领域伦理道德的新准则，这一变化要求企业抛弃传统的刚性用工制度，代之以弹性就业机制。
弹性就业机制在企业中直接表现为灵活用工制度，即企业根据自身发展规划，经过科学测定的岗位成本和条件进行用工组合，并招聘人员和实施用工，在人员配置上机动地应对需求不断变化的市场，以此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企业可固定雇佣一定比例的核心员工，在订单增多或产品转型人员跟不上时，再以多种方式灵活雇佣非核心员工，这样既可降低人力成本，又可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用工形式出现的这种弹性化的新需求，使得流水型生产线和全员八小时工作制已不太适应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需求。因为很多岗位的工作地是不固定的，也不需要用日8小时、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规则约束。事实上，科技的发展已经为企业实施灵活用工制度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例如，因特网的普及就为远程办公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如果企业能基于弹性岗位使用人工，则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还能提高工作效率，最终增强企业竞争力。现实中，一些企业已开发出多种有效的灵活用工形式，如部分工作制、工作分享制、弹性工作制、压缩工作周制、随叫随到制、计时工资制等。
――就劳动者而言，弹性就业机制能够实现其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弹性就业机制在劳动者个人层面表现为灵活就业制度。劳动者出于主动原因（继续教育、家庭消遣、保健活动）和被动原因（健康原因、能力原因）都需要灵活就业。根据职业生涯周期理论，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工作与生活的冲突和矛盾。通常，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为40年，并分为就业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在就业初期约有2－3次职业或岗位的选择以适应就业。在就业中期则面临来自个人和家庭的一系列要求，对工作外的时间需求较大，如婚恋、生育、照顾老人、继续教育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终生学习已不再是对少数科研和咨询人员的特殊需求，大多数劳动者都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生育与工作时间的冲突就更为突出。此外，消费市场（如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服务行业的扩大，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期望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获得收入和争取自由时间之间进行选择。到了就业晚期，虽然劳动者可专心工作，也更热爱工作，但很多人的体力和精力已显得不足，难以适应全日制工作，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晚期通常会遇到工作与生活间难以取舍的矛盾。在刚性用工制度下，上述这些冲突无法化解，然而，若建立弹性就业机制，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在工作中享受人生”的理念也将成为现实。
――就政府而言，弹性就业机制可实现在促进就业的同时规范劳动力市场。在弹性就业机制下，企业的灵活用工和劳动者的灵活就业都可释放出就业岗位，拓展人们的就业选择范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可以既有空姐也有空嫂，家政可以用女工也可用男工，等等；希望继续学习的人可安排阶段就业或中止就业，其养老保险缴费也可得到妥善安排。
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多种行业，特别是直接性的服务行业更加注重人格化，能更细致精确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就为供需双方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性。在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两厢情愿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树立弹性就业观念，抛弃将灵活就业等同于非正规就业的传统认识，将灵活就业纳入就业政策与就业制度设计中来，从而打破限制弹性就业的各种政策法律束缚，那么，一方面用工单位可不拘一格录用、唯胜任者录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求职者去掉浮躁、谋取切实可行的工作和酬劳。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得到服务，也可以使更多的人得到就业岗位，整个社会因此更加稳定祥和。
弹性就业机制有助于规范就业和改造地下劳动力市场。政府通过就业政策、劳动法律、社会保障和单位用工的弹性化，可以建立最低劳工标准，最大限度的授权用工单位和求职者自主决定劳动关系，从而达到降低用工单位成本、提高劳动者保障程度和规范灵活用工的效果，进而逐渐填平目前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鸿沟。其次，通过社会服务体系可以用最简单最方便的方式进行劳动力市场管理，从而减少和逐渐取缔地下劳动力市场和灰色就业，实现灵活就业的规范化。由此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征税能力和财政收入，还有利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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