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给《朱元璋传》作者吴晗的信中，希望他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历史方面多下工夫，这样将大有作为(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83)。此后，受到毛泽东的“理论启发
21世纪的到来，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关注与思考，已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最近读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推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系列”分为《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4册)，不仅获益，而且欣喜。“系列”的文章彰显了高雅的学术品味与风格。一览目次，虽是百余单篇，连缀后却精彩纷呈，旨趣无殊。
当一个开放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中国史学也应走向世界。这一步怎样迈出去？实现新突破的前提何在？“系列”主编瞿林东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提高品格。他在《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中明确指出时代在史学中的作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不自今日始。但是，当今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自有其突出的时代性。这是因为:第一，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开放性。第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进而提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其前提是提高自身的品格。这里说的‘品格’，一是品位，二是风格。所谓品位，是指它的学术水准、学术质量。所谓风格，就是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念和实际工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为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产品。”(《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第12至13页)可见，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一种学术境界，品格无疑是值得崇尚的。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我以为，“品格”的提出对学界有其很大的触动作用。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思考已将中国学者的眼光聚焦“全球”，而在聚焦的同时，对于观念上容易混淆的问题进行释疑解惑也已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于沛研究员在对全球化、全球化意识、全球史作了缜密而深入的分析后指出:“全球史观是认识全球历史的一种新的‘方法’，而不是以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念”《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第41页)。他强调，“我们所说的全球史，是中国史学中的全球史……中华民族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他还指出，“我们所谈的‘历史记忆’，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去认识日益引起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全球史问题”(同上，第48页)。
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变化的，内容是不断丰富的，如何揭示古今历史纵向历时性与横向共时性的关系与规律呢？刘家和教授在《论通史》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他的回答是:需要通史精神。何谓通史精神？他说，“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精神。当然，“通史精神必须寓于具有反省可能与必要的、覆盖较长时间的史书中。”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鞭辟入理的分析:“为了形成通史，还需要对反思再反思，用黑格尔的话说，那就是要有‘后思’。经过‘后思’，黑格尔写出了《历史哲学》。”关于司马迁的《史记》，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经过对于古今历史的反复思索写成的。司马迁写先秦历史，讲天子与诸候、诸候与卿大夫、华夏与夷狄，写秦汉历史，讲天子与诸候、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地方、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外国。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正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通史作为传统，既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一种表现，也是史学精神的一种展现;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精神上的反映。(《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第118至119页)对“史学精神”的这种解读，使我们领略了“通古今之变”这一古老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后的魅力。
史学研究绝不是隔世的“坐而论道”，它之所以活在现实生活中，正是由于它有“经世致用”的特点与优点。2005年，当黑龙江80公里污染造成哈尔滨市民为调水、购水、备水而忙碌时，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梅雪芹教授正在修改她的文章《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由此，她真切体会到环境问题与芸芸众生的密切关联，意识到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历史责任。在“系列”中，我得以读到她的这篇文章。这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题目一下子缩短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今天，环境史发展十分迅速，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学的其他学科。环境史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深入理解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及其活动，讲‘人’由环境的旁观者转变成局中人。不仅如此，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也必须在场和参与，而不作壁上观，或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史真正成为所有人的历史家园，使环境史家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全新体验和感悟，由此呈现的环境史文本才更具有人性魅力和意义。”(《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第117页)为了这个“历史家园”，也为了所有人今天、明天的家园更美丽，我们已经看到，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考察与研究，正在成为新世纪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担当。
总之，这些新颖而独到的观点正是学者们人文关怀的写照，在“系列”的百余篇文章中已经显示出来。正是这种“品高格雅”的特点，赋予了“系列”不俗的文化意义、学术意义，显示了中国史学薪火相传的传统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张力。有人说，学术是“文化中的文化”，展读“系列”，掩卷思索，颇以为然。在学术、文化日益受到尊重的时代，感谢“系列”的作者与编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引领人们步入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堂奥，领略其独特的学术风采。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史学理论的进步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必将推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大繁荣，大发展。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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