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

编者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原文化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的新热点。这一研究不仅是地域文化研究中不可阙如的环节，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态势看，其学术视野和理论分析的学理性还有待加强。同时，

中原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刘成纪

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般而言,中原文化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态势及中原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显压倒了作为国家文化的特性,更宜被视为一种地域文化。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另外,中原文化传播或扩张的有效性也值得注意:这种文化建基于农业产生方式与土地形成的密切关联。农耕方式使其文化深深扎根于异域的土地,并因土地的稳固性而得以保持和发展。从历史看,中原文化的南向传播基本上是以垦荒为先导,北向(尤其西北向)传播则离不开屯田。这种依附于土地的文化扩张虽然缓慢,但却步步为营,绩效显著。相反,北方草原民族虽一次次入主中原,却从没有成功将其文化移入新的统治区域。这明显与其游牧生产方式无法扎根于土地有关。

中原文化的结构形式与核心价值

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的扩张性,决定了它既被其产生的地域限定,又具有超地域的特征。或者说,这是一种立于中原又从中原出发的文化。按照司马迁及历代史家的一般看法,它的起点在河洛。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也是当代研究者试图以河洛指代中原的原因。但从后来中原文化的扩张态势看,河洛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明显过于狭窄。北魏时期,孝文帝拓拔宏在计划迁都洛阳时曾讲:“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按照这句话提供的序列,“帝宅”被崤山和函谷关限定,“王里”被河洛限定,“中原”则明显是以前两者为中心形成的地理区域的进一步展开。以此为背景,中央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哪里,或者说它的移民迁徙到哪里,中原文化就被带到哪里。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文化形态,它最终甚至溢出了国家的边界,成为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价值(如日本、朝鲜)。据此不难看出,从崤函、河洛、中原到中国,再到超出国家边界的天下,中原文化形成了一个层层扩展的圈层结构。

文化的扩张或传播虽然表现为政治权力、礼仪典章制度向异域的蔓延,但在其深层,却是其核心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广大地区人民的认同。我曾将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归纳为九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这九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依然来自于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土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是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另外,从中国历史看,中原文化虽然有农业社会趋于保守、内敛的特点,但它的主调依然是开放包容的。它的开放,既表现为以教化手段弘扬自身的文化,又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

中原文化研究的意义

首先,虽然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产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土壤,但却触及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怀和人性的深层欲求。像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对于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仍是有启发意义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中原农业社会以家族和村落为基本单位,重视血缘和邻里之爱。这种爱后来被儒家不断放大,即由“亲亲”逐步推及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和谐,依然是以这种不断“推己及人”的大爱为前提的和谐。另外,中原文化的重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就是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就是提倡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重德守信就是在人与人交往中重承诺、守气节;尚俭节用就是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开放包容就是对外来文明成果抱有接纳、融会的胸襟。这些价值观及行为原则明显具有普适性和跨越时代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爱国主义是中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重要遗产。从史籍看,上古至秦汉时期的“中原”原本是一个地形学概念,意指平原或原野之中。到魏晋,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割据和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当时,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中原”这时才被地域化、专名化、神圣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桑梓”、“帝宅”和“神乡”。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一词使用密度最高的时段有两个:一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二是北宋覆亡与南宋建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避居异乡的衣冠之士,一方面“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另一方面则“顾影中原,愤气云踊”。中原作为士人精神的原乡或国家的象征,成为他们表达爱国情感的主要对象。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言,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

第三,中原文化研究还牵涉到中华民族史观的重建问题。20世纪的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古史辨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按照顾颉刚的讲法,由传统正史讲述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来自后人层累式的伪造。要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首先就要打破这种“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虚假观念。从中国历史看,古史辨派所要“破”的上古史观,显然就是传统史家围绕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历史论述。它所开启的方向,则必然是以多元文明起源论、多元文化并存论代替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疑古思潮对中国早期历史的颠覆性解释,并不足以对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构成根本性的动摇。这是因为,由“三皇五帝”奠定的人神兼杂的中原上古史,虽然其神性的侧面可以通过“剥皮的方法”(胡适)被证伪,但其合理的内核却依然被现代考古学充分证明。同时,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定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或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就对中国历史进程形成的实际影响而论,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却依然无任何其他文化可以替代。据此来看,对于这一文化的价值,在古人的信古和今人的疑古之间,应该还有第三种选择,即:既不否认中原文化的一元主导,又不否认其他文化的多元并存。只有如此,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才是线索明晰的，我们对中国文化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认识才是理性客观的。（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中原”述义

罗家湘

中原这两个字出现很早。殷墟甲骨文中有“中”字，西周金文中有“原”字。据古字形分析，“原”就是泉源丰沛、适合生存的地方；“中”字，本义为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唐兰：《殷墟文字记》）这个说法得到辞例的支持，甲骨刻辞多有“立中”之辞，立中就是建旗。由此可知，中即是位居中央、八方来汇的地方，是聚众谋议、定夺大事的地方。

“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即《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这两处“中原”只能理解为“原中”，取义重在原字，意为“原野之中”，并非特指某一地理区域。

当代中原概念主要是指一个以河南为主体的地理区域，从对自然地理特征的描绘而言，它有取于原野之意，但更关键的取义是具有人文内涵的“中”字。河南这片土地，除了称为中原以外，还曾有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与《逸周书・度邑》对读可知，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河洛交汇的今洛阳地区。汉代开始称这里为中州，如王充《论衡・对作》云：“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中州包有颍川、汝南之地。三国时又称中土，王隐《蜀记》记载，蜀后主遣使奉书向邓艾投降，邓艾报书：“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其中的“中土”指河洛一带。由此可见，中原的含义主要是承中字而来。

承中字义而来的当代中原概念是什么时候定型的呢？从现有文献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意识地把中原作为地域名称使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云：“晋、楚治兵，遇于中原。”晋与楚的地理位置分别处于今天中原之地的南面和北面，“遇于中原”就是相会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中原”的含义，还处于特定的地理称谓和一般性的田野两者之间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一词作为特定地理区域的意义才最终明晰起来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如诸葛亮《出师表》云：“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这个中原再也没有了中间地带这样泛化的含义，它直接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个地理区域。

为什么以洛阳为中心的地理区域能够将普泛化的中原含义收束起来独占为专指名词？为什么要等到两晋时期具有专名意义的中原概念才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是历史之手不断皴染的结果：

首先，西晋以前的王朝演进为中原地区涂抹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夏商多次迁都，大都在今中原版图之内。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历春秋、战国、秦汉及魏晋，洛阳长期是帝王的都城或陪都。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在中原对峙、争斗、融合，奠定了中原地区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

其次，礼乐建设、学术发展加强了中原的文化色彩。《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代表着中原社会从自然向人文生成的起点。后世圣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展开新的制作。比如，《易》的传承“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礼的制作“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区域的文化就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像诸子之中，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其代表人物大多是中原之地的“土产”。秦任法，汉重儒，魏晋尚玄，诸种哲学思想流派在中原得到实践的检验。最后，儒法合流的政治文化，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被选定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内容。

第三，南北交争赋予“中原”一词感情色彩。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陆沉，晋室南迁。作为第一个被迫远离故国、建都异地的汉族王朝，东晋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而是由中原这一地理区域所表征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江左风景不殊，然南迁士人心怀中原。晋元帝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过江诸人，唯以“克复神州”为念（《世说新语・言语》）。而进据中原的北方民族也以充分接受中原文化为荣，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语言、服饰、典制，一例以汉化为尚，造就了“衣冠士族，并在中原”（《洛阳伽蓝记》卷二）的盛况。从以上叙述可知，各种色彩的添加，使中原从中间地带的泛指意义提升为中心地区的专名含义。（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农业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孕育

杨云香

中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一文明来自于黄河的滋养和孕育。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土地的性质往往决定着文明的性质。根据20世纪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人们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发端于仰韶时期。

仰韶文化始于公元前5000年，终于公元前3000年。这一时段恰好与传说中的神农氏行世时间相一致。神农氏是中国上古时期以农立名的圣王，也被称为农业之神。关于他的活动区域，《说文解字》云：“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人们一般据此认定这位“农业之神”起于陕西岐山。但同样是《帝王世纪》又有不同的讲法，即：“神农氏起列山，谓历山氏。”这是将现湖北随州境内的厉山当成了神农的故乡。另外，在《管子・轻重篇》中，又有神农氏活动于山西西南部的记载。如其中言：“神农作耕五谷于淇山之阳。”淇山在今晋西南陵川县境内，旧属彰德府。在此，如果历史文献是无法改变的，对这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只能做出以下的判断，即：神农氏作为中国上古时期农业生产方式的象征，哪里有农耕存在，那里便是他的家乡。同时，从陕西岐山、湖北随州、山西陵川所构成的地理三角看，它们其实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中原地区早期农业的地理轮廓。或者说，以黄河为中心，这三个地区分别在西、南、北划定了上古时期中原农业文明的边界，并顺着黄河向东方广袤的华北平原敞开。

从历史文献看，神农氏之前，中原先民获得生存资料的主要方式是采集和狩猎，即“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禽兽肉”等。以神农氏表征的农业实践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中原人民从单向度地依附自然，转向以人力再造更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在这一转折过程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业耕作技术的教化问题。如《易传・系辞》云：“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教化就与道德教育紧密相联。但是，就农业文明总是起于对土地本性的认识并立足于生产工具的改进而言，最根本的教化则必然是技术性的，即只有通过技术解决了人基本的生存需要，才能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正是因此，在中国这个重农同时重德的社会，关于农业生产技能的教化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一切道德文化的基础。同时，农业生产本身就塑造着人类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对个体、社群、环境的道德责任和情感要求。从这个角度讲，在上古时期，神农氏对人民的农业技能教育，已孕育了中原民族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萌芽。

在中国上古史上，第一个以农耕立国并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传统的中原王朝是周朝。按照正史，我们一般认为周王朝的勃兴，主要是因为殷商晚期帝王的暴虐以及有周一代开国之君的仁德，但这种对于王朝兴废的道德化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如春秋时期子贡就讲：“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那么，合理的解释会是什么？显然，周王朝的胜利，在于农业生产方式使其积聚了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实力，形成了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政治制度和文化。这种建基于农业文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使其在与殷商游牧或游农的生产方式及文化的对抗中占了上风。

按照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的讲法，有周一代，是“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这一由农业立国的王朝，经后稷、公刘、古公?父、公季等的漫长经营，到文王时期，基本上统一了关西平原。后经周武王的封土建藩及周公的制礼作乐，进一步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并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基本地理格局。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中原作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重要影响的文化概念，实是西周农业文明向东方不断扩展的产物。所谓中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则在根本上奠基于西周以降渐趋成熟的农业产生方式。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办公室）

移民与中原文化的传播

王保国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中原汉民族南迁最具规模，影响也最大。其中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始于西晋永嘉年间，一直持续到南朝。

中原移民的第二次南迁浪潮始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这次战乱前后持续八年，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长达百余年的混乱状态，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种社会状况，使相对和平的南方再度成为中原人民逃避战祸的首选之地。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乱”。这次战乱导致了中原地区民众第三次大规模南迁。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到13世纪初，蒙元崛起，开始灭金灭宋，中原地区战火更烈，居民南迁规模也更大，历史上河南人口最少的时期便出现在元朝初年。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南迁人口大约有500万之众，多寓居浙江、江苏，并散居于上海、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宋代诗人韩?曾感叹道：“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涧泉集》卷一七《次韵》）史书也有“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的记载。

中国移民史至少半部是中原移民史，而移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主要围绕中原移民展开。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人口密度的不同，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原居民向其他地区的迁移过程，往往是先进经济文化的传播过程。大量移民不仅给迁入地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自两晋南北朝中原移民大规模南迁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唐代，两湖、吴越已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宋代以后则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

移民更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负载者，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人口的迁移无疑是文化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在历次南迁的中原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经济实力强、文化素养高的宗室贵族、官僚文人。这些人是移民人口的主体，而且在移入地也依然占居统治或主导地位，对于传播中原文化贡献尤为巨大。如《南史》共记述列传人物（不计后妃、宗室、孝义等传）728人，其中原籍北方的506人，南方籍的只有222人，这足以说明北方移民在南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主导作用。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缩短南北文化差距起了重要作用。

就文化传播的表现方式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礼俗是文化的基本内容。根据周振鹤、游汝杰的讲法，中国现代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几次移民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赣方言、客家方言、西南官话的形成是中原板块转移式移民造成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44页）同时，中原汉民族的南迁带去了自己的礼俗，并逐渐得到当地的认可，成为民族共同的礼俗文化。春节、元宵、清明、中秋、重阳原是中原汉民族的传统节日，这些节庆自中

原汉民族迁居南方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流行，比如北宋末年，建康（今南京）移民因为多来自汴、洛，所以，“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街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气习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转引自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第53页）

事实上，移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葛剑雄等人甚至认为：“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75页）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战乱，固然使中原移民离乡背井，承受了巨大的创痛，但他们的外迁，却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正面价值，应该是当初的移民始料未及的。(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中原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史鸿文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所保有的基本精神为依据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精神趋向。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于古代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它是中原文化的个性所在，并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具有奠基性与核心性的意义。

农业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受其影响，中原文化从一开始就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形成了一种辩证和谐的文化精神。后来，随着中原文化的不断扩展、传播和深化，逐渐渗透到中原文化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为宇宙观上的天人合一、人生观上的中庸和合、审美观上的美善相乐等等。

面对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原文化在辩证和谐的理念引导下，一开始就培育出一种自强自立、开拓创新精神。《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原文化认为，要生息繁衍、安身立命，就必须革故鼎新、锐意创新。中原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渐渐磨练出了一种审时度势、拼搏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使他们不愿安于现状、坐以待毙，而是认识到只有顽强奋斗、开拓有为，才能安居家园，繁荣发展。从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到现代的红旗渠壮举，都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但是，任何自强自立都必须以民族的繁荣昌盛为前提，而民族的繁荣又依赖于科学文化的普及，为此，中原文化还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传统。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里人文厚重，自古崇尚人伦教化之道。《国语・郑语》里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事实上，中原文化一直把风伦教化看作是治理国家、稳定社会、造福民众的重要策略和根本途径。

中原文化在崇文重教的风尚中，立足于对民生的持重，还形成了重功致用的精神。《管子・牧民》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中原思想家很早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中原文化重功致用精神的基本意义是伦理致用，经世治国。其基本层面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精神导向为主旨的文化致用，其二是以物质开掘为主旨的事功致用。前者既包括精神文化的导向，也包括物质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追求。具体而言，则容括着伦理致用、法律致用、艺术致用、宗教致用等不同层面。《墨子・兼爱下》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后者则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形式，也是精神文化的表达、贯彻、落实和印证。包括科学致用、重农致用、兴商致用等不同内容，也即表现为对科学创造、农业生产和商业繁荣的重视。

农业文明崇尚辛勤耕耘，所以勤俭节约也是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勤俭精神是中原文化所崇尚的核心品质，勤即勤奋，俭即俭朴。不勤则万事荒，不俭则万事废，所以“勤”和“俭”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的。勤俭持家，勤俭治国，所以勤俭既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本。《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中原文化的勤俭精神更主要的是立足于中原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如《周易》里所谓：“君子以俭德辟难。”从社会实践上看，中原地区从古老的帝王传说，到大批卓有绩业的历史名人，再到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都把勤奋节俭作为人生的核心品质。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中原文化精神自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扩充、发展、完善，以及与其他文化精神的交融互渗。从内容上看，中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文化，这种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形式上看，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个性形成中起到了培育、导引、促进、提升、创新、凝聚等作用。两者的结合，使其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