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与非洲南部的马拉维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在中马两国历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可喜可贺。回顾44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马拉维独立庆典的那次历程，不禁感慨万千。马拉维独立前的国名为尼亚萨兰，它和北罗得西亚（现称赞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于1953年被英国强行组成“中非联邦”。后来
马拉维在地理上接近坦桑尼亚南部边陲，两国之间由狭长的马拉维湖（原名尼亚萨湖）相隔。被称为“地球伤疤”的东非大裂谷自北至南贯穿马拉维全境，裂谷的大部分是马拉维湖，其余部分为自马拉维湖南端流出的夏尔河河谷。裂谷两旁为海拔约1000米的高原，西北的尼伊卡高原海拔2400米，南部边境有高达3000米的姆兰杰山。非洲第三大湖马拉维湖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马拉维境内，湖的面积占马拉维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马拉维是个农业国，大裂谷两侧的高原地带上布满了英国人的庄园农场。经济作物有茶叶、烟草、桐油、棉花等，主要由白人种植园生产。英国南北公司、英国中非公司和非洲湖公司等，垄断了马拉维的茶叶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购与出口。
1963年2月1日，马拉维实行“内部自治”。1964年7月6日，马拉维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卡穆祖・班达出任总理。在马拉维内部自治政府期间，外交部长丘梅曾在达累斯萨拉姆与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有过接触，邀请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参加马拉维独立庆典，并表示马拉维独立后愿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往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当时的马拉维政府坚持邀请台湾蒋介石集团出席其独立日活动并鼓吹“两个中国”，为此我国政府决定不派政府代表团出席其独立庆典，而派新华社记者高梁同志和我前往采访。
新华社总社决定派驻坦桑尼亚分社记者高梁同志和我（时任驻肯尼亚记者）在马拉维独立庆典前两天到达马拉维当时的首都松巴。这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相当安静。我们被安排住在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外，别无其他家具，公用厕所在走廊里。马拉维接待官员对我们两人的到来相当冷谈，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独立庆典的日程安排。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并无过高奢望。
在到达松巴之前，早有传闻说蒋介石集团将派“代表团”出席马拉维独立庆典。因此，何英大使要我们带去一封给丘梅的信。信的大意是，中国政府对马拉维独立表示庆贺，并愿同马拉维建立友好关系，但希望在马拉维不要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后来，在马拉维举行的庆祝独立酒会上，高梁同志把何英大使的信交给了丘梅。丘梅未作任何表示，只说他将把信的内容报告给班达总理。
经过我们了解获悉，班达总理的确邀请了蒋介石集团派来参加庆典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为首的是蒋介石的“外交部副部长”杨西昆。杨西昆是个被号称为“非洲先生”的能手，他经常到非洲国家游说，专门阻挠非洲国家与我国建交，破坏中非友好关系。
马拉维7月6日举行的独立庆典，远不如肯尼亚独立庆典那样盛大，因为班达不用本国语言而用英语发表演说，好多在场群众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庆典结束后，他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就任总理仪式。我发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被安排坐在大厅右边的最后一排。在他们座位旁边，有几个座椅空着，是给中国政府代表留着的。
按日程规定，班达总理7月7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在这天上午，我们听到有人说，班达对我们两个中国记者的到来很不高兴，主要是我们带来的信使他不满。他很可能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他所持“两个中国”的立场，还有传说是他要取消我们采访庆典的资格。
我们二人对此半信半疑，估计是英、美和蒋帮分子散布和挑拨，但也不能不预做准备。我们知晓，六七十岁的班达十分傲气，西方记者都怕他三分。因此我们觉得这个记者招待会是场硬仗，要认真应对。于是，我们设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了对策。如：如果班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散布他的“两个中国”观点，或公开宣布他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立场，我们应如何表示？如果诬蔑我国形象，诋毁我国的非洲政策时，我们应如何回击？如果他恼羞成怒，在会上宣布撤消我们采访资格的话，我们将如何以他侵犯新闻自由而对他进行抗议？如果他本人不主动提这方面的问题，而英、美记者用提问的办法，引导或挑动他发表这方面的看法，我们将如何表态？重要一点的是，我们是记者，我们不能用直接表态的方式，同班达展开正面辩论，只能通地提问的方式或在所提问题的内容上，对他的观点加以旁敲侧击，使他自相矛盾，这就需要采访技巧。我们决定，只有在对方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才回击；如果没有人提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主动提。我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把我们“请出”马拉维。
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半个小时。与我们预料的相反，班达不仅没有谈及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英、美记者也没有提这方面的问题。估计，深谋老练的班达不便轻率地在这方面公开暴露自己的观点，也许他已通过他的英国新闻官预先向英、美记者打了招呼，不希望他们提出此问题（当时主持记者招待会和管理外国记者的，都是英国籍官员），以免在庆典这样的日子在中国问题上发难，造成不好名声。
采访马拉维独立庆典虽然只有几天时间，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算得上是一次十分棘手的任务，因为这涉及到与我国对外关系有关的大事。涉外事件无小事，如处理不当，后果十分严重。
我怀着既不安又宽慰的心情，登上飞回内罗毕的客机机舱。使我意外的是，班达总理也乘坐这班航班，而他是在安排完独立庆典后飞往伦敦交差去的。
国际形势变幻无穷。2008年1月14日，台湾当局宣布，决定与马拉维中止“外交关系”，并停止一切援助计划。这样一来，台湾在非洲的所谓“邦交国”只剩下4个，分别是斯威士兰、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冈比亚。一幌眼，44年过去了，回忆起1964年高梁同志和我采访马拉维独立庆典的几个日日夜夜，尤如一切发生在昨天。目前出现的这个结局虽然来得太迟，但这一事实雄辩说明了我国对非洲的外交方针无比正确，台湾陈水扁当局所谓拓展“外交空间”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
1月26日，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举行开馆仪式。
玩耍的马拉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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