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本名刘利国。生于1965年。曾在各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500余篇，200余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黄峪口》、短篇小说《小学同学》、散文《三个人一双眼睛》等。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常常是在雪夜，见干涸多年的河道里有点点红色的灯笼，伴着鼓声
最先看到的总是孩子。于是那孩子就极兴奋地满村街里狂奔，同时扯着嗓子大喊：“玩艺儿来啦！玩高跷的进村啦！”
正在热炕头上坐着磕瓜子、剥花生、聊家常、讲笑话的人们赶紧下地，穿鞋，披棉袄，来到学校或场院。那里也早已装上了一千度以上的大灯泡，亮如白昼。新沏的茶水正冒着热气和淡淡的清香，是为玩艺儿的人准备的。
这种情景通常出现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的那段日子。
文化人管玩艺儿叫花会。农村人很少这么叫。
玩艺儿的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是高跷、旱船、秧歌、狮子和龙灯。各有各的玩法儿，各有各的风格、神韵、境界和难以言传的心劲儿。
我们村的高跷是远近闻名的，有自己的章法，自己的绝活儿。
我大爷年轻时是个玩高跷的好手。他最擅长玩的是一种叫“高跃”的丑角。我大爷老了，七十八岁了，拄着拐杖看村里的玩艺儿。他的两眼一刻不离场子里的丑角高跃。他很失望。他说那个玩高跃的小伙子玩得傻，不得要领。他说要玩好高跃光会出洋相不行，得有真功夫。
我大爷越看越来气，胡子开始哆嗦。他容不得有人糟踏“艺术”。他走到打鼓的跟前，说：你先停停。鼓声突然断了。正在扭动的人们一下子僵住了，问：咋啦？
我大爷对那个玩高跃的小伙子说，你下来，你看看我是咋玩儿的，好好学着点儿！那人把拐子卸了，把身上的长袍儿脱下，把带红缨的帽子双手捧着，呈给我大爷。
我大爷扔了手中的拐杖，抖擞精神，就要换衣服绑拐子。他的儿子和闺女不干了，说爹你都这岁数了还逞啥能，说你走路都不利索了还想蹬着一米一十高的拐子蹦高跷，说你这不是疯了吗！
我大爷说你们都给我站远点儿。谁也拦不住他。他换了衣服，绑了拐子，端正了一下头上的帽子，站起来，试走了两步后，对吹鼓手们喊：起家伙！
锣鼓锁呐声齐鸣！
我大爷走起来，跳起来，扭动起来了。只见他挤眉弄眼，上蹿下跳，脖子像蛇一样扭动，头顶的那缕红缨宛若一小朵火苗儿忽闪忽闪的。那个神，那个味，那个韵，那个逗乐劲儿，立刻博得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年老的又重温了我大爷早先的风采，年少的这次可大开了眼界。
七十八岁的我大爷人老心不老，人老不服老，跳得开心，扭得忘我，兴奋得眉毛胡子都有了灵性，一根根也随着鼓乐声上下左石地摇摆起来。
我大爷的木头拐子踩在一个小石头儿上，重心失控，一个倒仰摔倒，再也没有爬起来。儿女们哭着把他抬回家。
我大爷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在被窝里躺了好几天。
这天夜里，躺在被窝儿里的我大爷挤眉弄眼地做鬼脸儿，脖子又像蛇似地扭动，肩膀也一耸一耸有节奏地动个不停。我大娘吓坏了，问：哪儿不舒服，是不是痛劲儿又上来啦？
我大爷一笑，说：你听外面的鼓声又响啦。说完，肩膀用力一耸，离开了人世。他的脸上始终荡漾着很知足的笑意。
我们村的大人孩子都会踩高跷。但是小孩子要想加入村里的高跷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村的高跷在正月要到附近的几十个村子里去“拜年”，这就需要功夫最好的人参加，怕孩子掺和进去给村里丢人现眼。
我是村里小孩子中第一个被选中，允许加入高跷队的。那次高跷队里一个队员家里出了事，出现了一个空缺儿，领头儿的四下一望，说：三国，你来试试。我喜出望外，接过拐子和一身黑色长袍，另外还接过了两截木头棒子。
我要玩的角色是打棒儿的，这一角色代表什么，我至今也没有弄清，这个角色是跟在老渔翁的后面，左一冲右一撞，像个愣头青似的。手中的两截儿木头棒子，头上一下，头下一下地敲击，其实很简单，是个最没多少花活的角色。
当时我把这一角色想得非常复杂，生怕玩不好再给撤下来。开始我走得小心谨慎，步子和手中敲击的木头棒子都不能很好地配合鼓点儿。刚走了两圈儿就走出一身的汗，感觉每双眼睛都在望着我。
玩了整整一个晚上，竟把棉衣湿透，渐渐地熟练，散场时，领头儿的说：三国玩得不赖，明天还来吧。我很高兴，顿时把一晚上的疲劳忘净。
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很糟糕，寒假时的“家长通知单”上的评语常常会让母亲怒不可遏，于是天天把我关在家里做功课，不许出去和别的孩子疯玩儿。可这次玩高跷，一玩就是大半夜，母亲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很支持。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跟着村高跷队外出到其它村庄去玩，一玩一整天，还要再加半夜。每天玩罢归来，我的棉衣都是湿透的，母亲天天夜里给我烘烤。烤干了，第二天再穿上出去玩。我的腿因为绑着木头拐子蹦高跷，都磨肿了，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有时想偷懒儿不去了。这时，母亲就一边给我揉腿，一边鼓励我坚持。早晨村里招集人的鼓声一响，母亲就催促我快点儿去报到。
那一年我十四岁。
我在村里的高跷队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并且开始为村里的高跷队增光添彩，是在玩“老座子”以后。
有一次村里的一个玩老座子的人摔伤了，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领头儿的就说：三国，你来试试。于是我脱下风度翩翩的舞扇儿服，穿上了又丑又老的和我的年龄性格不相称也不协调的老太太的装扮。
老座子是高跃的搭挡，也是丑角。高跃是个老头儿，老座子是老头儿的老伴儿，老太太。
开始我没想到我会玩出名堂。我按旧时代老太太的打扮，右手拿着把大蒲扇，左手握着一根长烟袋，一坐一坐地和高跃逗，慢慢地我入了境。我学着我奶奶的样儿，神神叨叨的，身子一蹲一蹲地走得很趔趄，嘴一抿一抿的，一脸苦相。我比别人玩得更投入，常常别出心裁，想出很多老太太们的花样，配合着高跃，把一对老夫妻那种相亲相爱、诙谐幽默的劲儿给抓住了，于是就很传神。我把这个从未被人重视过的角色，推到了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我让老座子喧宾夺主了。
那时我们村玩老座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们的风格各异，她胖我瘦，她形似我神似，我们是村高跷队有史以来玩老座子这一角色的人中，最出色的天才。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大村玩高跷，天降瑞雪，是夜里，场院里挤满了人。他们没料到我们村的高跷队里藏着这样两个出色的老座子。他们被征服了。他们喊着：“胖老座子玩得好！”然后拼命鼓掌。
于是那个玩老座子的中年妇女，扭得神采飞扬。接着他们又喊：“瘦老座子，玩得好啊！”掌声又起。
于是我扭出来，使尽浑身的解数，调动起每根神经，进入了“忘我，无我”的境界之中。
我们两个人把气氛推向了高潮又高潮。人们迟迟不散，情绪高昂，全忘了天上的小雪已经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我外出上学、工作、成家，很少回村。村人们每到正月看高跷时还会念叨我，说：三国那小子也不回来，他玩儿的老座子怕是再也没人能比得过了。
两个高跷队相遇在一个村子里那可就有好戏看了。非得比出个高低不行。这样的事情我们遇到过多次，但每次我们都能够很轻松地胜出。赢在功夫上。因为我们村玩高跷的历史很悠久，早些年曾进京城给皇帝玩过。这是村人们很荣耀的一件事。人们总是提起，那时胸脯很自然地就挺了起来。
可有一次我们遇到了强劲的对手。首先是他们的阵容庞大。我们的村小，高跷队里只有不到三十人。而对方的人数却是我们的两倍还多，有七八十人。那要是走起来，舞起来，扭起来，真让人眼花缭乱。其次是他们的功夫也不软，会很多高难动作，并且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我们这边儿的年龄则参差不齐，老者占多数，这在气势上就不行。但我们不服，要和他们比。比功夫，我们的高跷曾受到过皇帝的称赞，还能栽在他们手里！
我们把祖辈流传下来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
没想到我们会的他们也会，因为人多，又年轻漂亮，观众像浪头似地涌来涌去几次后，停在他们那里不再动了！
我们村里那个领头儿的从来都是四平八稳地走路，这会儿却像火燎屁股似地上蹿下跳。他用冒火星儿的声音喊道：“找扁担！”
这一嗓子，把围观的人都给弄愣了，好半天没明白是咋回事。领头儿的又喊了一嗓子:“给我找根扁担来！”
观众迟疑着以为他要找扁担打人，等他喊了第三声后，才有人跳起来，跑回家抄一根挑水用的扁担出来。
领头儿的把扁担递给两个踩高跷的中年汉子。两个人各扛着扁担的一头，又选中了一个最漂亮的踩高跷的大姑娘，几个人把她举起来站在了扁担上。
拐子高一米一十，两个中年汉子每个人都在一米七十以上，这样扛在两个汉子肩上的扁担离地就是两米八十以上。那个大姑娘站在离地二米八十多的扁担上，挥舞着右手的扇子和左手的花手绢儿，动作优美，轻松自如，脸上的笑也是流动着的，宛若下凡的仙女。
扁担下面的舞扇儿们，高跃们，老座子们……和扁担上的仙女逗起来，扭起来，呼应起来。观众们扭回头，眼睛直了，表情僵了，一动也不动了。片刻方醒，却不敢鼓掌，人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生怕咳嗽一声把“仙女”震落在地。
等仙女安全落地，掌声才狂风般地刮起。
观众一个不剩，全涌到了我们这边儿。连那边和我们较劲的高跷队也走过来，连说：“服了，服了！这回算是领教了！”
接着，我们又拿出了第二个绝活儿。这个绝活儿叫骑象。五个踩高跷的汉子立成五根柱子，然后上去三个人，把小腿和两只手臂支撑在前后两个人的肩上，弓起身子趴着，再上去两个人，也是这种姿势，再上去一个人，姿势同，再上去一个最漂亮的媳妇，坐在这个躬身爬着的男人的腰上。这样，上下共五层。高度可想而知。
这就叫骑象。这只“大象”开始走动了。从那个村子的西头，一直走到东头，全村人都走出家门，把街道灌得满满的，像一条混浊的河流。
人们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口，当我们坐上大马车，准备回家时，他们才想起来鼓掌。
这两个绝活儿，我们轻易不在村子外面玩儿，算上早先给皇帝表演的那次，这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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