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苦心经营的横店前，“暮年”的徐文荣仍踌躇满志。
在“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宽敞的办公室里，73岁的徐文荣拿过一张纸，趴在宽大的办公桌
这是腊月二十四，窗外雪花纷扬，江南又一场暴雪的前奏。远处隐隐传来辞岁的爆竹声。
虽然五年前，徐文荣从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其子徐永安接棒；2007年11月，徐文荣又卸任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一职，但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仍有着不少头衔：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主席，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企业家，浙江横店集团的创始人，此时此刻的落寞神情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徐文荣写过一篇叫做《横店雄心：追赶好莱坞》的文章。“我现在64岁了，不但不觉得老，不害怕死，反而感觉像30多岁，越活越年轻。”“我当支书时曾许下诺言：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这一理想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我为此而欣慰，我还要加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而九年之后的今天，为了建设圆明新园而处于各方争议之中，这个曾经雄心万丈的人说自己正处于“伤感暮年”：“我的伤感，都是因为文化产业。”他又解释自己对于老年、暮年、终年的定义：“老年是60岁到65岁，暮年是65岁到75岁。75岁以后，我就是风烛残年了。”
但显然，这种落寞并不符合徐文荣的性格。他很快又谈笑风生，豪情澎湃起来。“我不怕，我就是从风头浪尖过来的！搞文化，是我的梦想。”他挥着手，说得很坚定。
从化肥、化工到文化：“三化”历程
徐文荣的文化梦想，说来话长。
借用徐文荣的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跟‘三化’干上了，搞农业时和化肥打交道，搞工业时和化工打交道，现在和文化打交道。”这个说法形象地描绘了徐文荣和横店走过的奋斗之路。1935年出生在浙江东阳的徐文荣，40岁时带领横店百姓，从一个简陋的缫丝厂起家，开工厂、办企业、建学校、造医院，走上了以工富农的道路。横店的工业先后涉足化纤纺织、磁性材料、电子机械、医药化工等领域，2005年，在“中国企业500强”排序中，横店集团名列第173位。横店也因此在经济学界有“东方太阳城”之称。
但横店在中国拥有较高知名度，是由于徐文荣的“文化”梦想――在横店集团因工业崛起之后，徐文荣搞起了“文化”产业。
其实，最初的“文化”是算不上产业的，只是源于徐文荣最朴实的想法：“文化，就是对我们横店的装修。”横店富起来了，可是横店没有休闲玩乐的好场所，没有健康文化生活的好去处，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迫切的文化需求，也不利于吸引、留住人才。于是，徐文荣建了影剧院、体育馆、歌舞厅、文化村等设施。“这叫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徐文荣说。在建文化村的过程中，徐文荣发现周边人民格外感兴趣，灵感顿来，因地制宜，搞了神话荟萃、封神宫等建筑。这些如今看来还很粗糙的项目，在当时却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成为横店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无意中促进了产业启动，完成了整体营销。”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旭如此看待这个“无心插柳”的开端。
“无心插柳”或许是偶然；但若想“柳成荫”，却决不能只靠偶然。如今回想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地很多县城其实是刮起了一阵“文化设施”风的，所谓神话宫之类的项目也不在少数，并在周边文化生活贫乏的百姓中产生了热潮。但这种热潮来得快、去得快，等到周边百姓都来看过了新鲜，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横店的文化产业没有走上这条路子，源于1995年，一个人对徐文荣的一次造访。
从谢晋到陈凯歌：两位大导演打开了一扇门
1995年底，徐文荣在横店见到了一个人。徐文荣看着他，不认识。别人介绍说：“这是谢晋。”徐文荣仍一脸茫然。“你是干什么的？”问得莽撞。“我是拍电影的。”谢晋答得也简单。“你拍过什么电影？”谢晋一一数来，徐文荣却听得一头雾水，干脆开门见山：“你这次来做什么呢？”“我要拍一部电影《鸦片战争》，需要搞一个拍摄基地，我跑到上海、杭州，都没人支持我，听说你这里有很多旅游景点，都是很快搞起来的，你能不能帮我？”
谢晋来到横店，多少是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心态的。为在香港回归之际给全国人民献上一份厚礼，谢晋积极筹拍《鸦片战争》，但因资金难以落实、工程时间难以保证等原因，拍摄基地一直无着。但话说回来，要不是没有办法，谁会到这个不通飞机、不通火车、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只有荒山滩涂的偏僻山村来？
除了几部战争片，几乎没怎么看过电影的徐文荣并不知道“谢晋”是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叫“谢晋”的人给横店带来的机遇。
“横店山多荒坡多，由于土质差、自然条件不好，搞种植业成本高，得不偿失，更无法形成产业化。如何充分利用荒山荒坡资源，让它既产生效益又改善生态环境？广州街拍摄基地的建设，使一直苦苦求索的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如果把横店的一个个荒山坡改造过来，建成一个个适合拍摄各种影视片的外景基地，既有利于保护和改造环境，又可以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并能带动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也是农村从实际出发的产业化的新途径。”在署名“徐文荣”的一本叫《破解世纪难题――横店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的小册子上，有这样一段话。
一扇门就这样轰然打开了。通往一条未知的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一拍即合。当天是下雨天，徐文荣陪着谢晋在横店走了一圈，这里不满意，那里不行，总算走到一个由几个荒山头组成的地方，谢晋点头：“好！”徐文荣问：“你们给多长时间？”谢晋：“两个月。”徐文荣大惊：“120座房子，怎么可能？起码六个月！”“来不及！”讨价还价，三个月成交。
徐文荣是一个优秀的指挥者，他很清楚，120座房子的建筑按常规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完成，既然是非常规，就得按非常规操作。他同时拉进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于是炸山、整路、建房，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停地干。终于成功了。由横店集团出资建造，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19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落成。北京电影制片厂美工张先春说，当时他就住在这里，每天听到开山施工的爆炸声，亲眼见到了这里改造山河的进展。“有一天清晨起来，我见到一群大的白鸟，这是以前在这里从未见过的。中午破例喝酒，心情大好。”
从此，张先春把徐文荣看作挖山不止的“当代愚公”。一年后，从北影厂退休的张先春被徐文荣请到了横店。“影视是手段，旅游是目的，但这两者不能颠倒，影视是第一位的。加强管理，形成规模，成为一个小‘社会’。”这是曾参与拍摄《末代皇帝》、《霸王别姬》等五六十部电影的张先春对徐文荣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个老头儿志同道合。”张先春说。以横店集团影视城总设计师的身份，他参与了横店几乎全部景点的设计，至今，在横店已呆了将近13年。
第二个来到横店的大导演是陈凯歌。陈凯歌要拍《荆轲刺秦王》，遇到了和谢晋类似的难题――秦王宫外景图纸设计好已经4年，却一直找不到地方建设，也找不到建设的人。张先春、谢晋都建议陈凯歌找徐文荣。
陈凯歌与徐文荣见面了。“我是这个时候，听别人介绍，才知道来横店的这两个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导演。”徐文荣告诉记者。按照徐文荣的估计，秦王宫建成最快要一年，但陈凯歌等不了一年，讨价还价后，徐文荣承诺8个月完成。8个月后，秦王宫建成。那个美工面对恢弘的秦王宫，大哭了一场。激动啊。
戏拍完后，来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有140多名，为“横店”做了一次大大的广告，徐文荣尝到了甜头。
一发不可收。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江南水乡……从点到线，从线到面，“横店影视城”规模渐成。1999年，美国杂志《好莱坞报导》称横店为“中国好莱坞”。2000年，国家旅游局授予横店影视城国家首批4A级旅游区称号。2004年，横店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为国家影视产业发展基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正式挂牌。从1996年到2005年，共接待影视剧组300多个，拍摄影视剧近万集。
如今，随手打开电视，常能听到关于“横店”的消息。“本台记者在横店报道。”“这是记者在横店探班发回的消息。”《无极》、《英雄》、《汉武大帝》等影视剧都是从这里走出，昔日横店，今非昔比了。
“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有后劲”
在采访徐文荣的过程中，记者一直试图探究一个高小毕业的农民对“文化”情有独钟的内在原因。
虽然，在横店，能看到徐文荣题写的景点名称；在他的办公室里，专门有一个悬挂了各式毛笔的架子，这是他写书法时用的；横店影视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跨度有2500年，他对每个景点背后的历史都比较清楚，还常讲给记者听；但这些显然都还只是表面的关联。
况且，他自己也明确地告诉记者：“我是农民。我不是文化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的干劲，搞起了庞大的文化产业。
或许也正是因此，在他当初转型文化产业之时，阻力重重。
“那时连省委大院都在议论纷纷，好好的工业不办，不想着把工业做大做强，搞什么文化？这是一个农民能干的事吗？我找一个领导签字，他不批，和我争论。领导说，你总是不听话，我是为你好。我说，为我好就应该支持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农和工我也没有丢啊！领导说，大院里都在骂你呢！我的硬脾气也上来了，说，我不在乎，你们有一半人说我好，我已经满意得不得了了！我们关上门，吵了两个半小时，中间有人进来，领导吼一声：出去！关上门我们继续吵。”
人们的偏见对徐文荣不构成障碍，但影视城的生存与经营压力，却使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00年底，当时在省旅游局当处长的殷旭，被徐文荣动员加入横店之时，影视城近30亿的投资，只有几十万游客，举步维艰。“当时连集团高层都不太看好，前任各老总走的走，免的免，很多朋友劝我：你怎么敢去那里？”但徐文荣却坚信：在2010年前，一定能达到500万游客的目标。
在一次专家论证会上以自己的发言得到徐文荣欣赏的殷旭，放弃公职，去了横店。2000年，横店影视城宣布，所有场景对影视剧拍摄免收场租。2001年底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02年正式营运，形成整体有序发展，首抓营销问题，迅速见效。当年游客量128万。2003年非典，全国大部分景点游客量下降，横店上升到158万。2007年，达到478万。营销模式被浙江所有旅游景区模仿，得到省旅游局高度认可，提出“横店模式”。
当年徐文荣从传统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时，也曾遭到许多不解与阻力，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一个采访过他的作者如此形容：“他甚至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他的横店生产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依据什么科学原理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相信他的思想是对的，那就是依靠高科技让横店人富起来……他对科技的重视看来主要出于一种精明。”
细想来，徐文荣与文化的缘分，也大致同理。他说：“我搞过三种产业，农业、工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我觉得这是一劳永逸的，有后劲。”
若干年后，当年关上门和徐文荣大吵的领导又来到了横店，看了又看。这次，他说：“他这样搞，是好的。”
农民旅游节：创造农民自己的节日
“那边就是八面山。”徐文荣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小山，向记者介绍。八面山是横店的“地标”，当地曾有“出门看见八面山，薄粥三餐度饥寒”的民谣。在根据横店旧貌建设的“老街”，他特地走下车来，指出自己当年的老宅。
这是徐文荣开着自己的奔驰500,带着记者在横店转悠的情景。据说，许多客人来到横店都能享受到这样由老总驾车当导游的待遇，而向外来者指点江山，叙说横店的前世今生、山川建筑，也是徐文荣的一大乐事。明清宫苑红墙碧瓦，江南水乡小桥酒肆，国防科技教育园里，从神五、神六的缩微模型，到现代军事装备，让人目不暇接，而顺着山坡的蜿蜒走势，老山界、大渡河、毛儿盖、大雪山等红军长征地也在这里重现。走在这里，很难让人想象横店曾经的荒芜。
徐文荣对每个景点的来龙去脉都如数家珍：“从策划到开建，每一个景点都不会看不到我徐文荣，除非我出差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春节临近，影视城人踪稀少，但记者在一个上午转悠的过程中，仍碰到了《少林寺传奇》、《红星1935》等三个剧组。据说，平时这里能有二三十个剧组同时拍片。“我们现在要争取做到本子、导演、主要演员进来，片子出去。这里还能审片。”这个最初连“谢晋”是谁都不知道的老人，又问我们：“审片，你们懂吗？”
“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说得很是自豪。
或许有人敬佩地说这是大手笔大胸怀；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无知者无畏；但在殷旭眼中，这只是因为“老爷子”对横店的热爱。“我刚来时，他经常自己开车，带着我去转悠，给我比画，这里要造什么，那里要造什么，我现在对横店的了解，就是他那时手把手带起来的。2003年非典，外边大多都在想收缩，他带着干粮和我爬山，就是现在红军长征博览城的那山，爬到山顶，说，我要搞大景点，区域性的开发。有一天夜里，他在家里和我讲得激动起来，连夜开车带我去工地，天黑，栽到沟里了。爬出车，二话不说，继续走，继续讲。本来后半夜是有点疲惫的，但他一说起来就眉飞色舞。这使我这个外乡人也受到了感染，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他曾跟我说，他有一个梦，要让横店变成非常富庶的城市，子子孙孙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东西，从经济到文化。”
1999年，横店举办了首届中国农民旅游节。徐文荣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城市市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可农民旅游的人到底有多少呢？适合农民旅游的项目又能有多少呢？富裕起来的农民也要富而思乐、乐而思玩。于是我们就有了创造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的想法。”
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农民也应邀参加了农民旅游节，他就是华西村的吴仁宝。1979年，徐文荣去江苏买机器准备办工厂，路过当时已经是“名村”的华西村，羡慕不已，这次与吴仁宝相见，感慨万分。吴仁宝恭喜徐文荣实现了农民的梦想：“我一直也想搞，没有搞成功。”徐文荣开
玩笑说：“你现在不能搞了，这是我们横店的专利了。”吴仁宝“不服气”：“我比你发展早啊！要不，两千万，你把专利卖给我？”徐文荣笑了：“两亿也不卖！你想搞，可以换个名字嘛！”吴仁宝也笑了：“你这个名字最好啊！我们都是农民嘛！”
中国农民旅游节至今办了7届。以“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为主题的旅游节得到国家旅游局称赞，认为是中国农民做出的一大创举。
“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
“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徐文荣用这句当地俗话来解释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动机。
他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全看完了，梁羽生的看了三分之一。”“你最喜欢哪个武侠人物？”“太多了。我不喜欢《西游记》，有些是乱来，我觉得武侠小说健康，没有乱七八糟的，有正义感，不乱来。”
有趣的是，20年前，黄翁版《射雕英雄传》风靡之时，东阳民间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绰号分别送给当地的四个名人，冠在徐文荣头上的是“南帝”。徐文荣听后哈哈大笑：“做好事这点我们相似，可我没有小老婆啊！”
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书不算多，除了几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跟历史有关的书籍引人注目：《中国现代历史演义》、《红军长征追踪》、《感受西柏坡》……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三部电话，最先进的是一部和一本书差不多大小的DVD机。他有时会打开DVD机看部片子，换换脑筋，现在他正在看的是《南京大屠杀》，边看边发出咬牙切齿的恨恨声。
他说，他搞的这些文化产业，横店集团赚一块钱，周边老百姓就可以赚五块。出租房屋、当群众演员、做演员游客的生意……“以前，横店有的只是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厂当了工人，第三产业的兴旺，让老百姓找到了更广阔的就业门路。例如，岩前村、杨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演员村，村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几乎都上过电视剧镜头。只要有劳动力，就有出路，这点我很欣慰。横店现在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在金华数第一。”
徐文荣说起自己的一个叫王大良的邻居。这对老夫妇有四间房子，自己住在楼下，把楼上租出去，一年能收入32万。
在横店，徐文荣享有崇高的地位，农民对他感恩戴德。在一次农民旅游节的游街活动上，徐文荣看见一个腿有点跛的农民赫然举着自己的头像。徐文荣赶忙去阻止他：“这是搞的什么东西？你不拿走我就跪着求你！”农民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徐文荣说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满足感的。“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做人总要做好人，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事。”
东阳市委一位人士这样看待徐文荣所做的事：“第一，以前农民办企业的很多，但现在很多不行了，而徐文荣还在办，而且办得很好。第二，徐文荣始终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得到老百姓的高度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说，东阳一些老百姓是通过徐文荣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的。”
在一本名为《一个企业家的心声：关于横店的哲学思考》的小册子上，徐文荣有一段夫子自道：“有人说，徐文荣是企业家，但又不仅仅是个企业家。因为我带领农民办企业，但又绝不仅仅是在办企业，我把很大一部分心力花在了办企业之外。可以说，办企业只是我的手段，通过办企业，解决千百年来困扰横店发展的三农问题，让横店的老百姓永远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办企业的目的，也是我的追求。的确，称我是企业家，那只代表了我的一种职业，而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圆明新园”：最后一个梦想
每天早上，徐文荣4点半即起，用一个小时做一套自编的运动操，东拍拍，西拍拍，各拍60下。“没什么章法，就是看见别人做，觉得好，自己又想了一点，连起来做。”这就是他兼收并蓄的本事，就好比当年去了一趟深圳，就有了把民俗村搬到横店的念头。
做完自编运动操，徐文荣通常会开车在横店转悠，看自己的事业，想事情。碰见当地人，常有人熟络地上来打招呼。记者曾看到一辆要办喜事的婚车停下来，请徐文荣吃喜糖。
“老板挺有人情味儿的。走到哪里都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有时老百姓直接来办公室反映情况。”当地人说。当地人都叫他“老板”。
但他的“说话直，得罪人”也是有名的。当年有一位领导不同意横店的发展思路，总是为难横店，趁着一次大会发言机会，徐文荣当众说，横店不欢迎他。其时，那位领导就坐在主席台上。
在他的办公室桌子里，藏了好几块木头牌子，分别写着：上午上班下午休息、上午休息下午上班、出差、周末休息的字样。这是老伴允许他工作的“约法三章”，按照不同的情况，挂在办公室门上的铁钉上。但徐文荣肯定没有照此办理。
“我每天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晚上常常做梦，昨天晚上睡不着，又打了安眠针剂。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其实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徐文荣边跟记者说，边拿起桌子上一块为过年备的麻糖放在嘴里。
他血糖高，顿顿饭要吃药，本该忌食甜食的，这个时候，却有点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小孩。“医生不让吃这吃那，不管他！”他一挥手。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受成规约束控制的人。不仅在横店的发展大局中体现了这点，即使在一些细节上也常体现出农民式的智慧与变通。比如说，在建造秦王宫时，为了解决炸药渗水的爆破难题，他们想出了用避孕套包住炸药的土办法，挺管用，以至于附近四个县的避孕套都脱销了。建造大佛寺时，有人以“搞封建迷信”的名义反对，他就灵机一动，把法制教育融进了景点设计中。
他曾说，“很多人说我是现代企业家。可我自己很清楚，在我的现代思想意识里面，是夹杂着许多传统文化色彩的。这也许是我们出道的那个时代打上的烙印，也许是个人思维习惯的作用。”
那么，这种不愿受成规束缚，是他自己说的“传统文化色彩”，还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然而，他却把自己的“暮年”――他现在的年龄还不应该到暮年吧――定位为“伤感”。
起因是“重建圆明园”的惊人之举。2006年9月，徐文荣向媒体宣布：他将在横店异地重建圆明园。一言既出，波澜顿起，在此后至今的两年多中，徐文荣关于“圆明新园”的每个举措，都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其实，建设圆明新园的念头，对徐文荣来说早已有之。“心里早就想了，20年前就想建圆明园。北京圆明园遗址仍然记录着1860年的屈辱史，那么多文物被抢走，那么多宝贵的建筑艺术毁于瞬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惋惜的呢？我筹划异地重建圆明园，想尽可能重现它往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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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7日 |
这个在任何风浪面前不为所动不会退缩的老人，忧心了，失眠了，甚至感伤了。“暮年”的伤感，使他脸上的褶皱更深了。但他更加努力地工作着。他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使重建圆明园的手续更加完备，更加合法，各项工作更加无懈可击，以此来减轻外界的压力。也许，不，应该是确切地说，圆明新园是他一生最后的项目，是他一生最大的一个作品，是他的文化梦的终结，他不希望这个梦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本版照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