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阈

王雨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力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探寻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探讨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态维度的开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以及对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政治哲学的探讨。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的变革和技术的革新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办法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价值观和技术对于生态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停留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体代表人物思想的评析和资料的评介上，不仅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清理，而且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理论家之间的差异、争论，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之间的区别、互动的研究更是有待开展。因此，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关系问题，目前学术界还难以得出明晰的判断。

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有助于我们系统清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从不同的视角挖掘和清理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力求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范式，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人类实践的内在关联，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和对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探索，对我们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学术旁证的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消费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探索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之间的矛盾，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幸福观和科学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

二、心灵哲学：21世纪人类认识自己的新焦点

江怡蒉益民

从20世纪80年代起，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占据了当代英美哲学的主导地位。如今，心灵哲学是当代哲学中最富成果、最为前沿的研究领域。

国内哲学界对心灵哲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注意把心灵哲学研究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脑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科学等联系起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围绕心灵哲学问题展开学术交流。目前，国内的心灵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对意识现象的探索。这一探索首先是对传统身心二元论的重新思考，同时结合了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成果，一方面对西方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第二，对计算主义的批评。西方心灵哲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以还原论为特征的计算主义，主要观点是认为从物理世界、生命过程到人类心灵都是可以通过算法加以计算的。这个观点被引入国内后引起国内学者的争议。第三，对心理意向性的研究。意向性研究一直是语言哲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在心灵哲学研究中，通常将意向性概念置于心理活动分析中加以考察，形成了意向实在论和意向工具论两种不同的意向性理论。第四，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国内哲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与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以及其他领域如教育科学、计算机程序编码以及语言学研究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还包括了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等。

心灵哲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形成重要的理论生长点：第一，对意识问题的当代解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心关系，特别是对主体意识能动性的形成机制将提出新的方案；第二，对意向性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处理物理对象与心理对象的关系时既可以避免简单的还原论，又可以避免独断的一元论；第三，认知科学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中最具综合性的领域之一，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认知科学，都将对哲学研究本身产生重大影响；第四，人工智能研究将会对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重新做出定义，无论是经验理性的态度（即自然主义）还是纯粹理性的方法（即先验论方法），都将使我们对自己有更为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三、文化经济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兴学科

程恩富顾钰民

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日益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并开始探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学问题，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研究成果不多。而在我国，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发达地区以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为切入点，研究文化发展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以这些研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文化活动具有了日益显著的经济性质和产业特点，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迅速发展，为文化经济学这一学科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从而近年来文化经济学的论著逐渐成为学术前沿。

文化经济学以文化经济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中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内含于现代化发展之中。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非物质生产发展所占的比重呈现提高的趋势，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这是现代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文化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为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学科支撑。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所要揭示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对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文化供求、文化投资、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价格等问题的研究，揭示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共生互动的关系。二是通过对文化生产及其满足人们对文化需求的研究，揭示文化发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三是通过对文化生产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联系的研究，揭示文化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四是通过对文化生产所表现出的自身软实力的研究，揭示文化软实力与增强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

文化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文化活动和经济活动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研究空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它拓展了对文化活动研究的空间。文化学研究的只是文化活动本身的问题，而没有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把它与经济活动的规律联系在一起研究。一旦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就必然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这样，对文化活动的研究就不仅限于文化活动本身，而是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其次，它拓展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只是限于物质生产领域，把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化生产，这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特别是文化活动作为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一个重要部门，它与经济学的结合而形成的文化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也为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研究模式。（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四、FDI及其研究的新亮点

曹和平杨先明

FDI（国际直接投资）是近20年来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跨境延伸与世界大区性经济整合的直接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发达国家FDI的规模和方式都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

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东道国，此后，中国在该项统计中一直处在世界前三的位置。与总量变化相对应，FDI及其累积形成的关联经济―――跨国企业集群，已经整体性地越过中国经济的“入门”规范，经过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的本土性适应过程，进入了市场拓展后的“二次成长阶段”。但是，从异域产业“移民”的现代历程看，FDI引致的跨国企业集群经济并不必然是一个良性过程，并不必然达到东道国引进外资的政策预期。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学者对FDI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对外贸易以及人力资本相关关系的实证检验结论皆不一致。由此，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及其研究正由一个国际投资的指标性事件演化为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对接的经济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世界试验场”。

目前，经济学家弥合FDI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及微观经济体系间鸿沟的努力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没有最终形成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范式体系。发达国家的FDI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跨境成长的经济合理性及其对母国带来的国民福利得失，至于其给东道国带来的福利得失及其对东道国国民经济成长的影响，基本上还是空白。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从FDI在东道国的成长及其作为东道国国民经济的跨国经济因子入手，初步探讨了跨国企业集群对东道国的福利后果，这必将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随着FDI及其在中国累积形成的跨国企业集群经济的成长，我们有理由期望，研究跨国企业集群经济的行为特征，寻求激励性规制，使其“归化”为东道国国民经济的一分子，成为与本土企业一起成长的多民族经济形式，将成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特殊贡献。（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五、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数据分析

朱景文张芝梅

通过一定的社会指标对法律和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在国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伊万、梅里曼等人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也包括各国司法、治安方面的有关统计，以显示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律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范研究上，尽管每年国家有关机构公布大量数据，但在研究中很少被运用。近年来虽然有人进行定量分析，但只涉及个别领域，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统计资料不全，指标体系难于建立。

2007年完成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主持的“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报告通过社会指标和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中国法律发展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总体研究和相关分析。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是该报告最主要的特点。报告出版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发展进程明显呈现出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在立法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949-1978年为112件，1979-2004年为727件；在司法领域，人民法院各类案件一审收案数量从1978年的44.7万件增加到2004年的507万件。与此相伴随的是立法者和法律职业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全国人大代表中大专以上学历的百分比从第6届全国人大时的44.5%上升到第10届时的90%。大学以上学历的法官1995年为6.9%，2004年为51.6%。改革开放前每年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为1000人左右，2005年超过10万人。

但我国法律发展明显不平衡，法律发展的各方面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在立法方面，立法质量还有待提高。在司法方面，法官的年均审判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件上升到30件，在北京等大城市甚至超过100件。在法学教育方面，法律专业的师生比从1990年代初期的1：4.5增长到2003年的1：28.6；法律专业毕业生工作走向基本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如何改革法学教育，满足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法律需求，同样需要认真反思。（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六、转型社会学及其发展前景

孙立平

转型社会学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特指与市场转轨（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所伴随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变过程。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个社会同时还面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种种的转变，还有全球化的过程等等。而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在时空上交织在一起，但其实质的内容和特点又是很不相同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

区分这些不同过程的目的在于，可以将不同的变迁过程加以分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变迁过程所包含的不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认识这些逻辑在现实意义上互相交织的情景。这无疑有利于加深对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及其特点的理解。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和说明看作是社会学过去一两百年时间发展的基本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个历史性契机。社会转型过程虽然只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分，但却是一种具有文明转折含义的社会变迁。这样的一种文明转变过程，必然会成为社会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应当看到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学界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苏东地区，特别是中欧，其所关心的问题也更多是出自西方社会学的问题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必须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特征给予足够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更加重视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组织的静态结构性特征上。实践社会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是，要从实践过程中捕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七、制度人口学的基本命题

穆光宗

现代人口科学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很强的学科群。制度人口学探讨如何以最恰当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来最大限度地焕发人口增长的积极效应，消解人口增长的消极效应。制度人口学有助于我们了解影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巨系统运行的中介变量，把握人口变量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将有效提高人口科学的理论解释力和历史洞察力。

“人决定口”和“制度决定人口”是制度人口学的两大命题。人口的主体性原理认为，“人”是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是人口的规模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而“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或者说人类发展。通观人口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其一，“人”的发展不足导致“口”的数量膨胀。其二，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人力资本可以替代自然资本。人的发展问题长期被人类所关注。“人类发展”的实质是要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扩大人类选择的机会，增进人类选择的能力。越是发展中国家，越是要重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动作用。人的发展提供了人口积极发展的动力以及社会持续发展的源泉。在人口总体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资源硬约束是可以被突破的，正如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所言：“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的素质、技能、知识水平，以及处理个中复杂经济活动的能力。”

为此，我国在继续探索以人为本的生育制度以外，还要积极创新“超越计划生育”的有关人口发展的制度安排，将流迁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婚姻制度、医疗制度、升迁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制度安排配套协调起来，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激励性、预防性和保障性三大类别制度的关系问题。对提高人口素质来说，中国需要的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制度性激励，倡导终生学习、终生健康、终生发展；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中国需要的是观念约束行为、权利改变命运、发展保障生存的预防性干预；对于社会和谐来说，人口发展必须纳入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以及社会公正发展指向之中。（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八、重新发现异邦――近年来汉语国外民族志的发展

杨春宇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也是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文体，简要说来，指的是对异文化的描写。所谓汉语国外民族志，是指建立在对国外异文化的长时期参与观察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用汉语书写的民族志作品。

汉语国外民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前沿地位，所以其重要意义要结合各个不同方面来谈。第一，对于国际学术分工而言，有助于改变社会科学界的权力格局。从前一直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或助手的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开始走出国门，研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外主流社会和文化。第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它标志着以经验研究见长的人类学开始系统地为中国学界生产关于异文化的实地研究成果。众所周知，搜集材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功，与以前依靠译介二手材料不同，民族志作者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将为中国社会科学打下牢固的实事基础。第三，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国外汉语民族志意在接续传统中国的海外视野，在新时代里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审视世界、放眼天下的同时，进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第四，对于整个人类学学科而言，历史上英、法、美、德等国都发展出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国的声音加入合奏不但于中国有益，更于扩展学科视野有益。

需要指出的是，对异文化进行研究乃是人类学的常态，只是过去由于国际学术分工和国力的关系，中国人类学学者多注意国内。这并不能否认国外民族志的合法性，恰恰相反，对国内和国外的考察应该是完整的“中国人类学”相辅相成的两部分。

中国历史上有考察海外的著作，但是在近代学科体制建立以来，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学者真正写出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国外民族志。费孝通、李安宅、徐?光等老一辈学者曾做过类似的研究，但他们也承认离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尚远。最近几年，已经有学者完成了以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的主流文化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作品。还有一批学者对美国、德国、俄国、新加坡的田野研究已经进行到不同阶段，其成果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陆续问世。整体而言，汉语国外民族志尚处于起步阶段。（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九、数字媒介影响下的文学转型

欧阳友权陈定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世界。随着媒介文化的风生水起，文学网站遍地开花，网络文学的生成与生长已成为文学世纪性大转折的重要学术课题，数字媒介与文学转型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就网络为代表的媒介变革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得到了学界普遍而深入的关注：第一，网络的出现使得文学的“表达方式随意化”、“传播方式日常化”和“接受方式私人化”，文学生产与消费更加迅捷、便利和平民化，文学从专业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型，使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学成为一种回归大众的文化方式；第二，数字媒介使印刷时代的文学所拥有的膜拜价值和艺术神韵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有关文学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第三，新媒介用不一样的技术工艺对传统的文学机制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从创作模式到文学存在方式再到文学功能范式等，都进行了颠覆或置换，为文学的历史演进探索了新的可能与新的选择。

当然，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对文学也有消极解构和品质异化的一面，如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灌水”之作充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最大诟病和发展瓶颈；文学使命意识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创作者文学承担、道德承担和社会承担的淡化，使文学生产中应有的价值赋予、审美创新和社会责任等失去了必要的主体支撑；还有,网络时代文学经典性隐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也可以看作是数字媒介对今日文学的一大负面影响。

研究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研究文学媒介化转型，可以更自觉地从理论上把握当前文学数字化生存的总体趋势，合理利用催动新世纪中国文学前行的技术引擎，及时确立一个技术推力与文学逻辑相一致的学术立场，使数字媒介真正成为推动文学进步的健康力量。面对席卷而来的媒介大潮，相关研究还可为调整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建构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文学观提供学理支持。与此同时，还可以顺势解决文学的技术化或曰文学对数字技术的依赖问题。新世纪中国文学大发展大繁荣，最需要的并不在于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技术、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让文学遵循艺术的规律而不是技术的设定来完成自身的转型。因为新媒介之于文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用它提升文学的诗性，开辟文学新境界，赋予文学新魅力。（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概况

王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启动。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科技部同意项目承担单位的建议，将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对象，是由于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正式名称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该项目的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与原因。参加项目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各个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攻关，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为期三年，即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将在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将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对这些地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具体做法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相同，即在碳十四测年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所确定的较为精准时空框架内，通过对社会结构和人类精神文化变化的多学科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化过程及其环境背景与技术和经济基础。（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