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名字包括名和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史籍来看,人们以“孝”字命名取字的现象较为普遍,“孝”甚至成为当时人们求取嘉善之名的首选字,它表明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里,孝德观念深入人心,孝道传统得以不坠并且有所光大。而在中国古代的孝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占有相当重要而且独特的地位。 |
一、“孝”字是人们求取嘉名的首选字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植根于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强烈而持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以维系社会成员血缘纽带为职志的伦理观念及其理论形态,构成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在姓名中有充分体现。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字最早见于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甲骨文“孝”字像孩子扶持老人之形,描绘的正是人类的自然亲情。《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孝”字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所谓善事父母,是指物质奉养和精神奉养两个方面。孝的这些文化内涵,通过各种思想或物质的形式展示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名就强烈地表现出人们对孝德的推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以“孝”字入名者尤以北朝为多。《魏书》记有名李孝伯、崔孝直、崔孝政、崔孝忠、杨孝邕、王孝康、张孝直、裴孝才等30人。《北齐书》记有名高孝琬、高孝瑜、高孝珩、高孝?、高孝绪、高思孝、窦孝敬、郭孝义等15人。《周书》亦记有名曹孝达、宇文孝伯、裴孝仁、许孝敬者。在南朝,《宋书》记有名殷孝祖、陆孝伯者,《南齐书》中有名徐孝嗣者,《梁书》载有名余孝顷、李孝钦者,《陈书》中有名刘孝尚、赵孝穆、陈孝宽、张孝则者。
“字以表德”,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对命字特点的精辟概括,完全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表字上得到证实,时人纷纷以孝取字。有研究者据《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列成《三国时期以孝为字者表》,光三国时期以孝为字者即达27人之多:如盛宪字孝章、郭修字孝先、夏侯湛字孝若、曹仁字子孝、毛?字孝先、郭嘉字奉孝等(见刘伟航《三国伦理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94―95页)。此外,《晋书》还记有:侯史光字孝明、夏侯淳字孝冲、马隆字孝兴、熊远字孝文、王恭字孝伯、续咸字孝宗、顾和字君孝。《宋书》载:徐湛之字孝源、柳元景字孝仁。而刘宋最典型的取表字当属宋孝武帝刘骏的儿子们,孝武帝有28男,根据《宋书》记载,共有其第二子刘子尚字孝师、第三子子勋字孝德等16子以“孝”字取表字。而《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也都记载了许多以“孝”字取表字的人物。
仅从命名取字来说,魏晋南北朝人的名字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变化,如求取嘉名、立字敬名、名字汉化、不嫌鄙俗名等(参见石云孙《魏晋南北朝人名字》,《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而“孝”字则是人们求取嘉善名的首选字。由于“孝”是自古以来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之一,与仁、义、礼、智、信、忠、德、节、恭、宽、友、和、正、直、则、谦、懿、善、良、文等美德一起均为人们求取的嘉善名,而孝与这些美德相连,更丰富了孝的内涵。据粗略统计,“孝”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求取嘉善名首选和用得最多的字。正因为孝有尊敬祖先、师长的意义在,故而在这一时期就有名殷孝祖、李孝伯、崔孝伯、陆孝伯、宇文孝伯及字孝伯、孝先、孝师、孝宗者。有人的名与字完全相同,如刘孝绰字孝绰、任孝恭字孝恭;有的以字行于世,如韦叔裕字孝宽,《周书・韦孝宽传》说他“少以字行”。《北齐书》记段韶字孝先,其弟段孝言应以字行,祖?弟祖孝隐,祖孝隐亦当以字行,或谓立字敬名。
二、孝德观念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名字,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体现出孝德观念之深入人心。这是一个如《魏书・儒林传序》所言的“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时代。可是,就是在这股“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精神迷失大潮中,人们崇儒之心仍旧不减,故而《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均设有《儒林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许多名士由玄通释,礼玄双修转而为儒释兼综,成为当时“习见的问学途径”(《南朝高僧与儒学》,见《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拿三国以孝为字者甚众为例,这正是两汉魏晋“以孝治天下”的结果。魏晋为何独“以孝治天下”闻于后世呢?鲁迅先生曾言:“(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北齐书・儒林传序》云:“虽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虑。”观以上搜罗举到的名字,可证其一二。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六朝人名字中的“之”、“道”、“灵”字时,认为是“从其信仰以命名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若以此说观之,则魏晋南北朝人以“孝”字入名取字较之“之”、“道”等远为普遍,可见孝德广泛积淀在当时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潜意识之中,这便是人名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意味。
三、魏晋南北朝孝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孝”字入名和取字的情况,可管窥魏晋南北朝的孝文化。魏晋南北朝是个在中国孝文化史册上书写下了独特一页的时期,创造了多个第一。
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孝建”(454―456年),而历史上以“孝”字立年号的基本出现在这一时期,其后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孝昌”(525―527年)、北魏北海王元颢年号“孝基”(529年)。
魏晋南北朝开启了历史上以“孝”字命地名的风尚。在今河南洛阳市西有条河,名叫“孝水”。《水经注》卷16称为“俞随水”,出?山之阴,北流入谷水,又称“谷水”。相传西晋著名孝子王祥曾于此卧冰取鱼以奉母,因改名“孝水”,俗称王祥河。晋著名文学家潘岳《西征赋》云:“澡孝水而濯缨,嘉美名之在兹”。其中“孝水”即指此河。湖北孝感被誉为“孝子之乡”,东汉“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七仙女”的传说、“黄香温衾扇席”、孙吴“孟宗哭竹生笋”的三大孝子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闻奏安陆郡孝子辈出,命从安陆郡划出土地分置“孝昌县”,以褒扬此地孝道之昌。五代后唐改孝昌为“孝感”,意指孝亲之情感动天地。而朝廷为嘉奖孝子的孝义、孝行,改其故里为“孝义里”、“孝行里”一类的记载频见于这一时期的正史,如“孝义里”见于《宋书・孝义传》之《贾恩传》、《余齐民传》;“孝行里”见于《南齐书・孝义传・王文殊传》。
正史上首先给孝子立传也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史书的成书时间看,最早立有《孝义传》的是梁沈约撰《宋书》,其后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亦设《孝义传》,北齐魏收撰《魏书》名《孝感传》,在唐代官修和私修史书中,《晋书》立有《孝友传》;《南史》、《周书》、《隋书》均立《孝义传》;《梁书》、《陈书》、《北史》立有《孝行传》。翻检这些孝子传记,研析他们的孝义事迹,可清晰地把握魏晋南北朝孝观念的变衍――“生孝”与“死孝”仍是行孝的两大方面。拿“死孝”说,魏晋南北朝众多孝子在“死孝”方面的事迹,正合清以来学者们的见解,如赵翼《廿二史?记》卷22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而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则直言:“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的确,如论者所言:“姓名中蕴含伦理道德意味,并不能决定这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准”(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那些以“孝”字命名取字的人并不都成为孝子,但爬梳史籍,像魏晋南北朝如此集中、如此普遍以“孝”字入名取字的时代还不多见,说明当时乱世保持孝道不坠的社会时尚。近人余嘉锡曾对东晋南朝的孝道有过总结性的论述,其云:自中原云扰,五马南浮,虽王纲解纽,风教陵夷,而孝弟(悌)之行,独为朝野所重。……伦常赖以维系,道德由之不亡。故虽江左偏安,五朝递嬗,犹能支柱二百七十余年,不为胡羯所吞噬。至于京、洛沦陷,北俗腥膻,而索虏鲜卑,亦复用夏变夷。终乃鸱?革音,归我至化。(《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第一》“嘉锡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这段话,虽然未讲三国、西晋,但用来认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孝文化也是适当的。(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