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和生活伦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生活伦理是对人或事做出道德评判,能够表明主体一定的道德倾向;而文学伦理呈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创作主体的道德倾向可以是明确的,当然更可以是模糊的,甚至不做道德判断或无法做道德判断还可能是最好的。因为文学伦理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故事和心灵的细微颤动。
一是权力叙事的鲜明伦理倾向。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大多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敢于直面生活,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不乏权力叙事,对权力的态度明朗化,或赞赏或批判,但有些文本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新写实小说关注权力对小人物生活的影响与人性的压抑,如刘震云《单位》等。和20世纪最后20多年有一脉相承之处,新世纪作家关注权力制约下小人物中的命运,如《玉米》(毕飞宇)和《离婚申请》(刘庆邦);关注普通农民的命运,如《好大一对羊》和《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新世纪中短篇的权力叙事也有鲜明的伦理倾向,批判权力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压抑。《玉米》的深刻性在于一种冷静的洞透,通过权力对女性命运的操纵达成对特定历史情境中政治批判的隐喻性表达。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凸现权力对矿工生命的扼杀,同时把矿工家属被迫放弃哭别丈夫和埋葬丈夫权利后的无奈与痛苦举重若轻式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读者感觉权力背后的故事更加复杂。新世纪作家对权力的批判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倾向。
二是人性叙事的模糊伦理倾向。新世纪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一样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再现生活的原生态。但在人性叙事上有两方面不同:一是新写实小说中有些文本揭示人性恶,如方方的《风景》等;而新世纪小说有些文本描写人性的闪光,如《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等。二是新写实小说虽然标榜“零度叙事”,但阅读文本之后仍可以看出创作主体对书写对象的态度,如池莉对印加厚的同情(《烦恼人生》)等;而新世纪有些中短篇小说在人性叙事上呈现的是模糊的伦理倾向,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在心灵的孤寂中建立的友谊在“不经意”中破碎,作者孙惠芬对破碎的始作俑者潘桃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强调的重点是友谊破碎后的怅惘的感觉。周建新在《收获》中对老地主的人性叙事是另一种模糊的伦理倾向,超越了单一的道德上的审视,从文学伦理的角度关注一个生命个体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生存方式和人性的复杂呈现。因而他的人性叙事的伦理倾向是多元的,是复杂中的不明确和模糊。
三是无法评判的叙事伦理。新世纪带给作家对生活和艺术新的思考,他们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全新的叙事伦理塑造人物,作者和读者都无法评判人物是非,不是不做判断而是无法做出判断。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英雄》(陈昌平)中的老高、《逃跑》(铁凝)中的老宋、《大老郑的女人》(魏微)中大老郑的女人都是骗子,都是不道德的。作者不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揭示这些人物的不道德,而是从文学伦理出发,关注每个人的生命故事。老高冒充英雄讲故事,给自己、给更多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带来快乐与充实,他又把自己讲课得来的好处费统统捐给需要帮助的人。那一个“骗”字和这么多的“好处”放在一起,我们无法判断老高的行为;大老郑的女人和大老郑、大老郑弟弟以及邻里之间的“和谐”又怎能是一个“骗”字所能概括?小说叙事伦理的复杂化使我们无法判断,从而使其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新世纪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现实主义的乡村叙事,这是现实主义不断吸纳更新、叙事伦理多元化追求的成功。缺少都市叙事的原因之一,是对都市的叙事多止于社会学伦理批评,缺少文学伦理学观照。对于都市,创作主体想到的多是消费、欲望、堕落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叙事,单一的道德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思维,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规约了人物心灵的多维敞开。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应该说是对这种“困境”的突破,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平静的波澜,一切似乎平静如水,然而不动生色的日常生活叙事潜隐着两个女性内心深处曾经激起的波澜。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除了都市叙事的缺乏外,我们还感到沉重的压抑与诗意的缺失。我们看到生命的故事,较少看到生命的韧性;看到生活的沧桑，如《发廊情话》(王安忆)、《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玉米》、《大老郑的女人》、《奔跑的火光》(方方)、《离婚申请》(刘庆邦)《明惠的圣诞》(邵丽)等,看不到生活的诗意。有些文本缺乏心灵的激情与精神的超越,读者在深沉的叹息中感到生活与生存的压抑。粘附现实,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创造力的具有超越性的现实主义。新世纪的中短篇小说需要的就是这种超越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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