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同志的新著《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出版，读后感到十分亲切。《反华议案不得人心》那一章又使我回忆起参加日内瓦人权斗争的难忘岁月。
1995年夏天，我当时在荷兰使馆工作，突然接到国内的
会上听了有关部领导的讲话，也展开了讨论。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李鹏总理与使节们共进午餐，我被通知坐到首桌。坐在首桌的都是一些派驻大国的大使，驻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大使，让我坐在首桌有点破例了。席间，李鹏总理要求我对明年的人权斗争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向总理表示：首先感谢领导的信任。虽然我搞过十年的多边外交，但从来没有搞过人权，因此感到任务很重。总理对我进行了鼓励，要我到了日内瓦之后深入地开展工作。
1995年12月20日，我结束了在荷兰一年零三个月的任职，回到国内。为了准备去日内瓦赴任，我向外交部有关领导和国际司的同志了解情况，掌握了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的由来和过去连续五年在人权会上较量的情况，并参加了国内有关人权斗争的协调会。我在会上特别表达了三点想法：一，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二，我虽然搞过多年多边外交，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人权会，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生手，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支持；三，我在前线要做好工作，需要大家及时沟通情况。
1996年1月4日，我抵达日内瓦上任。5日我就向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彼得罗夫斯基递交了由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签署的委任书,随后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我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拜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国大使。人权委员会一共有53个成员国,除中国外有52个国家需要拜会。我首先拜会发展中国家大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与我们有分歧，但我还是要拜会的。拜会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思想交流的过程。拜会了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大使之后，我发现他们对人权委员会上的严重对抗气氛都有很大的怨气。他们评论人权会成了法庭，被审判的都是发展中国家，法官都是发达国家！
在日内瓦，由观点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大使组成的集团，在人权委员会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这个集团英文叫“Likemindedgroup”，就是我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大使进行串联后成立的。西方国家对这个组织很不感冒，说像一挺“轻机枪”（“Lightmachinegun”）。发展中国家对这个组织却十分自豪，因为组织起来和缺乏组织是大不一样的。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力量就大多了。
1996年4月11日早晨，就在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人权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要我当天赶赴巴黎。日内瓦离巴黎不远，开车就去了。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李鹏总理正在访问法国，他想听我当面汇报人权会的情况。这次读到《李鹏外事日记》才知道，尽管中国政府在3月召开的亚欧会议上奉劝法、德等国不要同美国联合提出反华提案，但并没有得到欧盟各国的一致支持。李鹏同志在3月5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推断：在今年的人权会议上一场斗争不可避免，只能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努力和争取友好国家的支持上。
4月11日晚，李鹏总理在结束当天访问活动后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总理的指示是明确的：要千方百计打赢这一仗！我本来想在向总理汇报完之后连夜赶回日内瓦，但总理对我说第二天晚上在国宾馆要与代表团陪同人员共进晚餐，也邀请我参加，因此，我在巴黎多留了一天。
次日，我整天都呆在旅馆里，构思我将要在人权会上的发言稿。晚上，总理与陪同人员在马里尼国宾馆共进晚餐，我应邀出席。总理在晚宴上要我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专门从人权斗争第一线赶来的吴建民大使。晚上大家都很高兴，几位领导同志还即席表演了节目。我记得当时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很好地演唱了《喀秋莎》。晚餐后，我向总理告别。总理握着我的手，预祝我们在人权会上打胜仗！总理的话不多，但我深深感到了中央对日内瓦人权会上斗争的重视和对前线代表团的期望。
我连夜赶回日内瓦。第二天我就向代表团党委和参与人权斗争的同志传达了总理和钱副总理的指示。大家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1996年4月23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议反华提案的那一天，战斗是在下午4点20分打响的。人权委员会审议反华提案是委员会的一场“大戏”，各国代表都要亲临现场看看人权会上这场最激烈斗争的场面。平常人权会会场人数最多只有一半人，而这一天会场坐得满满的。各国代表中有的人早到了会场，晚到的就没有座位了，只好站着听会。
人权委员会是对记者开放的。法新社的一位摄影记者从下午会议一开头就在会场，蹲在我几米前的地方，占据了摄影的最佳位置。他是要拍摄我举手要求发言的镜头。因为在反华提案正式向会议提交之后，我举手要求发言，提出一项“不采取行动”的程序动议。后来，在报上和电视上出现的我举手要求发言的镜头就是这位记者拍摄的。他为了拍摄这张照片等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议开始前，部里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战斗一结束立即打电话向国内报告情况。原来李鹏总理在等候这个消息。
在《李鹏外事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一直等到晚11时半，我方‘不予审议和表决’的动议，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胜。我当即打电话报告了江泽民同志，并向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祝贺和慰问。这是我国挫败西方利用人权反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一结束，我立即离开会场，返回代表团。关于我离开会场时的情况，日内瓦的报纸第二天做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大使吴建民带着胜利的微笑，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片掌声中走出了会场。”
我回到代表团驻地，立即接到国内来的电话，转达了中央对在日内瓦人权斗争前线的中国代表团的祝贺与慰问。这时候代表团同志正在食堂用晚餐，我向全体同志传达了中央的祝贺与慰问。全团上下十分兴奋，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中央、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关心。
这是我到日内瓦之后在人权问题上打的第一仗，也是中国第六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
1997年初，看来美国要再次在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的迹象十分明显。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国内回来的信息是明确的：1997年是小平去世之年，香港回归之年，十五大召开之年，因此，日内瓦的人权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代表团党委对于国内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领会和研究，深感1997年这一场人权仗不简单。因此，我们代表团一定要把困难和形势严峻的一面充分估量，过细地做工作，力争1997年这一仗要打得比1996年更加漂亮。
在多边外交中取胜的关键是要掌握票数，而人权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要人家投你的票，击败反华提案，需要一国一国地做工作。1997年西方阵营出现了分裂，法国、德国等国带头不再联署反华提案。以前人权会提出反华提案都是由欧盟打头美国联署，而这一次欧盟不再打头了，美国十分着急。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加大了工作的力度，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我与法国驻日内瓦大使贝尔纳是老相识，两人的关系也相当好。记得我们有一次一对一的午餐谈话，是相当坦诚和直截了当的。我问他法国今年不参加反华提案国是出于什么考虑？贝尔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笑了笑，说了一句：“我干嘛要为别人充当炮灰呢？”我哈哈大笑起来，顿时想到了《红楼梦》里《好了歌》解注的最后两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1997年4月16日，人权委员会再次审议反华提案，这一次打得确实很漂亮，我们立即把情况向国内做了报告。这次读到《李鹏外事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当时时间15日21时，日内瓦人权会议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以27票对17票获胜，9票弃权。这是我国在人权斗争上的又一重大胜利……中国在人权会议上取得重大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分析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我国实力增强，二是发展中国家鼎力支持，三是西方国家态度分化。”李鹏同志记述此事用墨不多，但对胜利原因分析得却很透彻。
这一天，李鹏同志感慨之余，作诗《评人权会》：日内瓦湖浪花滚，万国宫内灯火明。南北辩论扣心弦，七战七捷报佳音。作为经历此事的外交官，我深知“事非经过不知难”的道理，也特别理解李鹏同志此时心情的豪迈。
这次人权会议结束后不久，我收到了李鹏总理办公室给我送来的一个大信封。原来是李鹏总理在宣纸上书写了以上这首诗，并写上题赠我的文字。看到之后，我深受感动，见字如见其人啊。
西方人权反华提案被击败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以文字形式特别肯定了日内瓦人权斗争的胜利。国内还传来消息，说中央电视台专门为这一次人权斗争制作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老百姓反应很好。中国的人权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重视人权尤其是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日内瓦人权公约的签约国，中国一贯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对话，不搞对抗，坚决反对别国把自己的人权观强加于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
1998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没有人再提出反华提案。
我在日内瓦度过了近三个年头，经历了不少大事，人权战是其中之一。我们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中央的决策是胜利的关键；中央的关心和重视给了我们全团巨大的力量。我们深知人权战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做好。祖国高于一切，使命重于泰山。这是我们日内瓦代表团全体同志当时拥有的坚定信念。
《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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