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那段时光。我的怀念不是人到中年之后对已然逝去岁月的无奈追忆,也不是埋藏在记忆深处某种温馨感受的重新显现,我所怀念的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批年岁不尽相当、阅历不尽相同,而志向与追求颇为相近的人,在为军队作家、为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竭尽全力地“摇旗呐喊”和“推波助澜”,他们的鼓噪
星移斗转,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军旅文艺评论家们由于种种原因,譬如包括陈先义在内的若许之人,因为担负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无法把精力更多地置于评论或理论研究之中,也因为文坛躁浮之气对于整个评论行当的影响而使得真正的评论不如媒体炒作来得实惠,也因为某些发表阵地的丧失而导致“严肃的评论”陷入尴尬境地,也因为创作与评论两者之间“经济效益”反差的日益增大而令评论家们心态不免失衡……总之,当年军旅文艺评论造成的颇为壮阔的隆隆炮声,似乎已萎变成零星的稀落的枪声。
尽管如此,但作为评论家,陈先义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同可能耗散的时间作斗争,同可能懒惰的自我作斗争,同可能分神的无聊作斗争。同他聊天,话题常常离不开军旅文艺创作的形势,而报刊上也经常能够见到他的文字和思想在激扬。他把军旅文艺事业包括他所热爱的文艺评论行当看得格外崇高,因而,当他把他的又一部理论评论集命名为《为英雄主义辩护》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冲动和自豪。
陈先义文艺评论的最大特点,是辐射面的广阔和信息量的丰富。我想,这同他的职业有关。常年供职于解放军报社,记者和编辑生涯使他养成了观察问题与捕捉题材的特殊视角。他不仅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纵向发展具有兴趣,写过多篇有关5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的史论文评,而且从横向角度说,他对文学行当之中的各类体裁,例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甚或以文学为母本的电影、电视剧以及话剧都有点评与详评的浓烈兴趣;他还曾以连篇累牍的方式剖析过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不同作家。
办报纸的人总是不忘读者,记者、编辑身份的陈先义也始终以更大接受面的实现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几乎是陈先义评论不可取代的优势。这同那些经院式的学者或谓评论家显然不同。那些学究式的评论家可能更对故纸堆抑或学问一类问题感兴趣,可能更对别人不容易看懂的精深学理感兴趣,可能更对用国外的某些新潮理论套解国内的某些作品感兴趣,他们无暇对读者感兴趣――他们的文字主要是用来自我欣赏,至多让圈内少数人分享,当然,这也许并不妨碍他们的价值――总要有人来做此类事体。但陈先义看重的是评论的“导向”与“引读”作用,看重的是在作家和读者之间需要一座坚实的桥梁,因而他企望让更多的人阅读评论、了解评论、理解评论,并且通过评论去更加有效地解读作品和作家。比如,他写的《90年代的长篇热》、《关于军事题材小说的讨论》等文章,平实、清晰又具有较强的思辨性与逻辑性。无论是文学现象的探讨,还是作家作品的分析,陈先义都充分考虑到了读者接受的可能。对于某些费解的理论或深奥的现象,陈先义常常用最直接和简洁的方式加以表述。在论及90年代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呈现颓势情形时,他是这样评价那些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的作家的:“20年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当初这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军事文学队伍的阵容已不复存在。即使他们中间有的人有东山再起的宏愿,但毕竟因为离开基层生活太久,过去的积累储蓄已经不多,所以,要他们写出七八十年代那样在全国叫得响的作品,着实勉为其难。”这样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生活中的陈先义非常富于个性色彩,爱憎与好恶极其分明。但作为评论家,陈先义的观点往往机敏而不偏激,这使得许多作家更加信服他的批评。机敏是评论家睿智的体现,而不偏激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我调任总政机关之前,曾长期在外地军队院校工作。那时他常常为我编稿,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文章整体立论或局部观点的谨慎与稳重,他很少改动我的文字,但稍加变动之处,都是经过他小心推敲的,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特质。他在评价一个著名老作家的某部作品的时候,以赞许口吻讲到其历史质感、超越意识以及凝练和集中的笔力,同时他也以平和之语调讲到作品对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叙述尚显得拘谨,不如小人物和小事件写得洒脱。这种富于亲和力的对比式的批点,即使是在评价一个大作家,依然能够得到读者甚或作家本人的认同。
评论事业是寂寞的,它永远与时尚、热闹、出彩无缘。倘若有一天评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热点,评论家成为明星,那么评论本身就已然沦丧为不幸的炒作。陈先义甘于寂寞的表现,是他又奉献给了我们这部被称为文艺评论选的《为英雄主义辩护》。我向英雄致敬,也向《为英雄主义辩护》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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