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到第三个千年，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一个沉痛的反思是：我们还能不能持续发展？这是3月20日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分析“贵阳现象”时从文明的高度发出的感叹。 本报《观察》专栏3月18日刊登《毕节试验：实践科学发展》一文，详细报道“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的贵州毕节，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经济总量增长近14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11倍,森林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人与自然出现和谐的良性循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提出，实现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生态环境优越的贵州省贵阳市，如何以超前的眼光，从“毕节试验”中吸取养料？杭州一门心思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贵阳为什么一门心思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这是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的思考。 |
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贵阳与大自然找到了共同语言。图为山水交融的贵阳市花溪区。（资料照片）
“这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抉择啊”
3月20日，有“林城”之称的贵阳市，四套班子领导一齐来京，与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联合举办“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研讨会”。与会者惊叹，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作为政府整体战略，“这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抉择啊！”
抉择，来源于对自身的认识。
从空中看贵阳，你会发现贵阳有两条“玉带缠腰”，这就是既让贵阳人自豪、也是让很多城市羡慕的环城林带。
贵阳市近年来累计投资2亿多元建成了这两条环城林带，总面积达145.6万亩,仅第二环林带就建成30万亩公益林,种植了香樟、竹类、紫薇等68个树种共计1900多万株植物。贵阳也在2004年被授予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中心城区空气质量年优良天数达343天。
“贵阳的夏季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年均相对湿度在78％左右，不湿不燥，气候凉爽，处于北纬26度，属人类居住的最佳纬度范围。”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起贵阳的生态来，满脸放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2007年，“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落户贵阳，成为贵阳生态优势的最好证明。
然而，一门心思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要承受多大压力！
与贵阳市巨大的生态优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阳的经济。资料显示，面积比贵阳小、人口比贵阳少的呼和浩特，2000年GDP曾比贵阳少96亿元，但到2006年反而超过贵阳近300亿元！
在这种反差中，贵阳市不急不躁，确实耐人寻味。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3月20日分析道，如果贵阳像其他城市一样去搞工业、重化，或者一般性地搞高新技术产业，是竞争不过别人的。贵阳在强有力的竞争中把自己的位置往后靠。惟有这个，贵阳才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我们非常赞赏和支持！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说，林业是规模最大的循环经济体。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其特征是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是对物资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最小影响。森林资源是地球上最大的可再生资源，以森林资源为管理对象的林业，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体。贵阳选择的正是十七大报告指明的方向！
赢在“下一步”
城市发展，不进则退。
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后发城市的崛起，必须赢在“下一步”，而不能再走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对此，贵阳决策者们心思笃定。“硬跟别人比GDP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的路子。”李军说。“生态优势是贵阳最大的比较优势。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贵阳利用比较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则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机遇。“一，是生态文明的机遇，国家对节能环保的投入，对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投入，将有较大的增加。二，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要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必然要求西部地区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带。三，是人民群众消费水平发展到新阶段的机遇，人民群众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休闲、旅游、文化、娱乐需求不断高涨。”
“建设生态文明，是贵阳市变生态资源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城市文明建设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说，在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经济学界有一个名词叫“荷兰病”，就是说，在一些资源富集的国家，实际上资源变成一个包袱。如何解决？经济学给了出路，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贵阳要坚定地延长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走出“荷兰病”的怪圈，走出资源型城市优势变劣势这个屡见不鲜的窠臼。当然，延长产业链谈何容易？它需要技术，需要投资。
这是赢在“下一步”所必须迈过的坎。
如何迈过这道坎
3月20日，专家在研讨会上一再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个系统工程，该如何入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其次还需要处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无论是生态文明城市，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怎样用最小的资源消耗，创造最好的生活环境，使这个城市能够运转下去，造福于民――这是问题的核心。”
范恒山指出：“不能就生态论生态，不能为了保护生态牺牲发展。要在保护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促进保护。”范恒山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需要有一套有力的约束手段，首先是法制手段，其次是体制手段，“比如生态补偿机制怎样建设，是关系到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成功与否的难题之一”。
邹骥则认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应重视一个城市的“环境容量”。“政府进行规划，应对水、土壤、森林、空气等分门别类地计算环境容量，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关键在坚持。对此，邹骥建议以生态资本的运营为龙头去发展，去建立长效机制。这样，可以保证社会资源能够稳步、有序、不断地向相关产业分配。
专家认为，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而文化就是它的生命。建设生态文明城市需要培育市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真正的生态经济，需要提高全民的素养，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滕藤表示。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认为，一说到生态文明城市，有的人认为就是天蓝地绿。保护生态，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不是全部。生态第一是“育土”，就是保育我们的国土资源。第二是“养民”，养育我们四方的百姓，民生是最大的公务。第三是“致富”。生态本身是一个很强的资源，它能够使我们致富。第四是“弘文”，弘扬生态文明。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宏，中国科学院院士费维扬，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党委书记杜鹏飞，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鄂云龙、法学院教授汪劲，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体改司司长孔泾源等，也从各自的角度，肯定了贵阳市的“一门心思”。
生态文明城市需要具备“育土”“养民”“致富”“弘文”四重功能。图为贵阳城市公园一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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