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到来之际，龚澎之女乔松都女士撰写的《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不禁勾起我对老同学的无限怀念。
我认识龚澎是在“一二・九”运动初期，那时
“一二・九”游行之后罢课期间，学生自治会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等，龚澎担任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每日繁忙地做许多工作。我和她的交往从此时开始，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负责、对人非常真诚热情的人。
回想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龚澎到了延安，在马列学院担任翻译工作。不久即随朱总司令到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司令部作秘书工作，后来周恩来同志担任国民党地区的我党首席代表，龚澎又随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国际统战工作，从此一直是周恩来同志身边一个得力的助手，为时长达30年之久。全国解放后外交部成立，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调龚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任情报司司长（即新闻司前身）。因为她长期跟随总理，直接受总理的领导和培养，学习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她逐渐成为一个能力很强的外交战士。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们都被“造反派”当作迫害的对象，共同经受惊涛骇浪，在那个非常时期，龚澎高尚的品质和对党对总理对陈毅同志的忠诚使我怎么也忘不了。下面我很自然地要多写一些她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龚澎同志从1940年起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对那些反总理、打倒陈毅的“老干部”和投机分子十分愤恨，她曾经多次愤怒地批评一位错误的批判过周总理的老同志，亲自质问他为什么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时要举手，为什么要说“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平时十分厚道的龚澎此时却咄咄逼人，她的爱憎是何等的分明！
龚澎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顽强，“文革”中她被抄家后，室内墙壁上被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她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坚定地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乔冠华同志被揪走后，有一天秘密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他写材料怎么办？龚澎答复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龚澎同志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战友，相反的，她总是不忘记用一切办法，用各种斗争方式去帮助别的同志，不怕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当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龚澎表态，她默不作声，就是不表态。在批斗一些老同志“里通外国”时，她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
我个人对于龚澎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感受尤深。我的检讨多次没有“过关”，自己茫然无从动笔，当时龚澎同志有病在身，但是她不顾自己的健康和风险，到我家里连夜代我写检讨，直至凌晨4时。后来龚澎同志被“解放”了，还“营救”过处于险境中的我。
1970年我在干校劳动，突然传来了龚澎病危的消息。我很想请假回京探亲，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可能获准探亲呢。这时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我：“龚澎同志完全昏迷了，她实际上已经逝世了。”我除了暗中饮泣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病逝”的噩耗终于传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下放干校时，龚澎同志到车站给大家送行时悄悄绕到我跟前说了一声“半年后再见”，这话竟然成为她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爱护所有的干部，对长期跟随他工作的龚澎自然也非常关心。后来我得知，龚澎住院不久，周总理亲自到医院探视，总理坐在龚澎的病榻旁，亲自为她号脉，并指示组成了手术抢救小组，邀请北京医院最好的专科医生日夜抢救，但是这一切努力还是没能挽救龚澎的生命。
周总理对龚澎政治上工作上要求极其严格，生活上照顾周到细微，尤其在“文革”中对龚澎的保护更是尽人皆知。总理啊，龚澎不愧是您的好学生，您对龚澎的爱护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爱护干部的榜样。
安息吧，龚澎同志！我们的挚友和战友，你的高尚品格将永远地感染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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