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0日早晨，听到76岁的浩然老师去世的消息。虽然早就知道他因患重症而久卧病床，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几分悲戚涌在心头，怀念之情也愈显沉重。
1964年末至1965年初，正值高三学期准备高考，但也是我开始做“作家梦”的高潮期。那时我在下午时分常到火神庙路口的崇文区图书馆去，匆匆做完练
因为是常去，所以和图书管理员混了个半熟脸。1965年初的一天，他主动借给我一本书，说是过几天开个座谈会，最好能写出读书心得。原来是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作者浩然。对这位作家，多少有点印象，听说他是位农民作家，在《北京日报》上读过他连续写的生活速写。我匆匆读完《艳阳天》，在稿纸上写了好几页字，现在已经记不得写什么了，但肯定是很幼稚的。
座谈会是在崇文区图书馆阅览室召开的，大约20人。浩然来了，个子不高，瘦瘦的，身穿蓝制服，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浓重的双眉。大家轮流发言，浩然在笔记本上不时地记一些什么。轮到我了，我拿起稿子来念，一口气就读完了。散会以后，图书管理员说我念得太快，浩然没听清楚，要我把稿子留下来。
过了几天，我给浩然写了封信，大意是我想搞文学创作，不想继续上学，而且准备在高中毕业以后到农村去。那时我认为，凡是写小说的，都必须到农村去。又过了些天，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本市崇文区第二十六中学校刘孝存同学”，落款是“北京西长安街7号文联浩然”。我心里忽地一下，找个没人的地方迅速拆开――作家浩然竟然给我这个中学生回了信，当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到“文革”结束，但后来几次搬家，信不见了，目前只留下一个空信封。我记得，信中写道：要实现自己的意愿，必须不断学习、努力，要精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浏览当代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后边这句，一个“精读”，一个“浏览”。信封上邮戳的发信日期是1965年2月19日，信封背面的投递邮戳是1965年2月20日。
再次面对面见到浩然的时候，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听过浩然关于文学创作的讲话。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他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台下满满的，好几百人。
1979年3月的一天，我到光明胡同拜访刘绍棠。当时他家已经坐着两位客人。经介绍，一位是文学评论家蓝翎，一位是丛药汀。蓝翎个子不高，白净脸略显瘦削，头上已染白发，他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现已解脱，当时正从河南大学调往《人民日报》。丛药汀是绍棠的“伯乐”，绍棠在原河北潞河中学上学时，丛药汀任该校团委书记，热心关心绍棠的成长，是绍棠的入党介绍人。这时他已是头染白发，眼角布满鱼尾纹。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从而感觉到他内心的热情和与人为善的品格。
正在这时，浩然来了。绍棠又是一番介绍。我说起了当年在崇文区图书馆开《艳阳天》座谈会的事情和写信的事情，浩然想了想，说：“哦，对对，想起来了。”不知道蓝翎以前和浩然见过面否，但他不客气地说起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说《艳阳天》好，把看家的本领全拿出来了。但《金光大道》没金光，写一部就算了；《西沙儿女》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人物是京郊的农民。浩然听了脸有些发红，但也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反驳或者辩解的话。接着蓝翎谈到了20年的经历及在农场劳动的情形,作为文学评论家，他还保持着当年的锋芒。
聊天之中，浩然说，在外人眼里，好像我一帆风顺，其实不然。在《河北日报》的时候，就因写小说而挨批。绍棠说:“浩然是个好人。如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会比他做得好？我看未必。浩然没往上爬，不当官，没打小报告，没写效忠信。”浩然很感动地说：“绍棠，我很感激你。我倒霉的时候，你带着老母鸡和老林（林斤澜）一道去看我；你倒霉的时候，我却没想着你。”绍棠说：“浩然，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只不过呢，你是听话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以上这些话，大概就是后来社会上传言的“娘打孩子论”的原形。有人理解，有人不以为然。但我当时听来的感觉，刘绍棠说这些话时是非常真诚的，决不是有意说给谁听的；而且那是1979年初，“文革”刚结束两年，绍棠的“划右”问题也刚解决不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在青岛开笔会，浩然与会。吃饭时，厨师长手托菜盘带着其他厨师
一溜出现在桌旁。厨师长说，他特意做了一道拿手的菜，是敬送给浩然老师的。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能够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文
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浩然的《艳阳天》在读者中（有许多人是从同名电影中知道的）影响极大，是当时标志性的文学作品。浩然的作品及其走过的路，是与我国当代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在通县召开的“乡土文学讨论会”上，再一次和浩然见面。这时候，他已经显得比从前苍老了许多。那一次我与浩然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那时他已搬到河北三河去住，致力于扶植农民作者。再后几年，在北京地方志的会议上几次见到浩然的女儿梁春水，也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浩然老师的消息，并请她捎去问候。
我始终记着刘绍棠的那句话:“浩然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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