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针对发生在拉萨的“3・14”暴力事件,对达赖集团分裂言行予以深入批驳。专家们认为,达赖集团多年来的言论和行动清楚地告诉世人:他们分裂祖国的本质没有改变。
达赖集团为何选择此时策动暴力事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指出,自1959年
拉巴平措说,在达赖集团看来,今年的形势与往年不同,一是全体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二是在他们看来他们改变策略的所谓与中央的接触商谈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三是去年是十四世达赖的本命年,他今年已经73岁了,用达赖的话说“今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一年”。所以今年的“3・14”暴力事件在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与往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朱晓明研究员指出,达赖早在去年窜访欧洲时就多次声称:“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为此,“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九・十・三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五个“藏独组织”,决定利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联合发动大规模的抗议、破坏活动。
1月4日,五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于今年3月10日流亡藏人举行“纪念”1959年叛乱49周年活动之际,展开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至西藏拉萨的徒步游行动。
1月25日,五个“藏独组织”在达兰萨拉公布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具体事项,宣布活动将从3月10日展开,至少延续5到7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拉萨严重的暴力破坏事件和国外“藏独”分子冲击我驻外使领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
达赖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3・14”事件以来,外国记者向他提起最多的问题就是“达赖喇嘛到底是不是西藏宗教的最高领袖”?
拉巴平措说,首先,西藏宗教在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到11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还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结合而成的苯教。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祖寺、创始人、传承体系和教派领袖人物。
“如果在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众中进行调查,问你们所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领袖是谁?不同教派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就是说,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拉巴平措说。
拉巴平措说,即使从达赖所属的格鲁教派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而宗喀巴采取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承方式把衣钵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传承体系。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拉萨举行每年一度的祈祷大法会时,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大法会的法座上。
拉巴平措指出,现在达赖系统的所谓政教地位,实际上是自五世达赖以来,因为得到了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支持,拥有了更大的管辖范围,才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实力集团,达赖成为西藏地方权力机关即噶厦政府的总代表。在日喀则地区则还有班禅的辖区,同样得到清朝中央的直接授封和管理。
达赖集团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不仅要知道达赖集团表面上说放弃了什么,还要知道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朱晓明表示。
自198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一直鼓吹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
朱晓明指出,“其中,‘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政治主张的两块基石。”
达赖在其达兰萨拉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所谓“西藏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大藏区”。
朱晓明指出,“大藏区”的说法,从行政区划上、宗教上、民族上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行政区划上看,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所谓“大藏区”。1959年以前,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没有管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从宗教上看,更不存在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大西藏”。达赖喇嘛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青藏高原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十多个其他世居民族。
朱晓明说,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流亡藏人来自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利益的教派、群体,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乃至纷争。打出“大藏区”的旗号可以达到笼络来自其他地区各种势力的目的。第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分裂活动造势。国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青藏高原还世世代代居住着汉族、蒙古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三,表面上不讲“独立”,只说“大藏区”,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要把分裂活动从国外转向国内,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政教统治权力。
朱晓明说,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不会赞成任何流亡者以否定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为条件进行谈判。
拉巴平措指出,达赖想复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是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制度。在那个社会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即90%以上的农田、牧场、牲畜和生产工具被官府、贵族、寺院上层所控制,而大部分人民一无所有,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而且90%以上的人口世世代代都属于自己的领主,农奴特别是家奴,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生杀大权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可以被主人任意宰割、买卖、抵债。
朱晓明指出:“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权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权所代替,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
西藏是“自古独立”的吗?
达赖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为了给“西藏独立”寻找证据,不惜采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实等做法,提出了形形色色独立谬论,为分裂阴谋张目。
“西藏自古独立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提出这种说法,并在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英国人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前者就是要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者则宣称,“雪域藏地三大区,从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研究员张云表示,这一谬论的核心是把西藏的人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而且故意混淆民族与国家界限,将“藏族”等同于“西藏国”,试图从狭隘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曲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史,实质是为“西藏独立”寻找根据。
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及国外的一些反华势力罔顾元朝和清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大量铁的事实,制造出所谓的“满蒙非中国说”,以为其救命稻草。
张云指出,稍微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无论是元朝的蒙古族、汉族,清朝的满族、汉族和中国境内包括藏族在内其他各个民族,都没有将以蒙满这两个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当作外国。古今中外也没有人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可见,“满蒙非中国说”是分裂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伪造。
夏格巴・旺秋德丹在他的《藏区政治史》中还说: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统属问题”;达赖的法律顾问、荷兰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同样使用这种说法。
张云指出,藏文史书中确实存在有关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是“供施关系”的说法,但是它只是宗教人士一种特殊的表述系统。在大量的藏文史书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领接受任命、履行职责的史实。用“供施关系”这样隐晦的词汇来否认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历史,不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作法。
针对“民国时期独立说”的谬论,张云指出,民国时期噶厦也始终没能改变其地方政府的地位。由于广大僧俗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反对搞“西藏独立”,少数人的独立活动最终无法得逞。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一股制造“西藏独立”的逆流,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并不存在某些人认为的“事实独立”问题;另一方面,这场分裂闹剧最终也草草收场,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承认“西藏独立”。
张云说,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不管采用什么手法,使用什么字眼,都无法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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