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疯狂暴徒在拉萨打、砸、抢、烧制造的冲天火光和滚滚浓烟已经散去,而近来达赖却又在全球公众和世界舆论面前散布着谎言――
“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们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建设方面可以受惠”,“我们非常真诚
真的如达赖集团所言,他们关注的只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吗?达赖集团真的愿意放弃暴力破坏,真心实意同中央政府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吗?达赖集团真的“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吗?
诚如此,达赖集团操纵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实施“暴动日”计划又如何解释?达赖集团“安全部”在西藏建立地下情报网络,秘密进行勾联和颠覆活动又如何解释?达赖集团在寺庙中藏匿大量进攻性武器又如何解释?3月14日乃至此前几十年里达赖集团在不断制造的暴力事件中一直打出“雪山狮子旗”、叫喊“西藏独立”口号又如何解释?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世人:“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一直不变的政治纲领,是达赖集团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达赖集团聚合旗下各种分裂主义组织和势力的精神纽带,是达赖集团从事各种分裂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产生与存在的基础
连日来,经过公安等部门的初步查证,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与达赖集团策划组织指挥的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密不可分,是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达赖集团及其“西藏独立”势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是达赖集团通过暴力破坏,制造危机、分裂中国,寻求实现“西藏独立”的一次重大行动。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50年代,看一看达赖集团是如何形成、“西藏独立”是如何形成的。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分子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叫嚣要“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不断策划实施叛乱的活动,谋取“西藏独立”。
1959年初,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纵容下,西藏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约七千多名叛乱分子窜入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上层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到,于3月10日公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
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逃亡国外。逃亡途中,3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的隆子宗(今隆子县)代表达赖宣布:3月10日“宣布西藏独立了……现在准备把译仓(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也搬到国外去。暂时拉萨无法作为国都,决定隆子宗为国都并称为玉结隆子。”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的提斯浦尔后,发表鼓吹“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的声明》。随后,达赖又在印度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并颁布了“宪法”。由此,达赖集团正式出笼,一个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纲领的分裂主义集团正式出笼。
40多年来,达赖集团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从来没有改变过。近年来,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曾公开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也曾表示,“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
青藏雪域高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各民族和谐相处、血脉相连的共同家园;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地处要冲的西藏,便为殖民主义者所觊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从海上多次入侵我国的同时,先后两次越过喜马拉雅山,入侵我国西藏。英帝国主义企图完全控制西藏未果后,转而千方百计地扶植西藏上层的亲英分子,策动、操纵他们进行“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活动。
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英俄同盟条约》,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2年,英国利用民国初建、政局混乱之机,提出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遭中国政府拒绝。1913年,英国别有用心地组织“西姆拉会议”,在会前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鼓吹“宗主权”具有“独立”的含义,并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拒绝。英国代表随即抛出所谓划分“内藏”、“外藏”的“折衷”方案,企图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再次遭到中国政府拒绝。
早年,达赖也曾指出:“帝国主义利用西藏人民反对满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情绪,进行各种诱骗和挑拨,企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而处于他们的压迫和奴役之下。”但后来,他却背叛了自己的这一说法,转而向帝国主义寻求“西藏独立”的“历史依据”。
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达赖集团也随之不断调整其策略、手段。但万变不离其宗,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一直是达赖集团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始终追求的目标和梦想。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聚合各种分裂势力的精神纽带
1959年3月29日,达赖随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并于1960年初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政府”迁到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这个地处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小镇,从此成了“西藏独立”的指挥部。近50年来,达赖集团的各种分裂势力在这里聚合。他们聚合在“西藏独立”的旗帜下,“西藏独立”成为达赖集团聚合各种分裂势力的精神纽带。
为了实现“西藏独立”,在达兰萨拉,达赖集团建立了一整套等同于独立国家的机构。1960年9月达赖在这里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西藏国政府”,即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自己任“国家首脑”,“西藏流亡议会”也同时成立。1963年达赖在这里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大西藏国宪法”。此外,还确定了“大西藏国国旗”、“大西藏国国歌”、“大西藏国地图”等。
1991年,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将“西藏独立”奉为宗旨,在这部新修订的所谓“宪法”中规定“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坚持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这与1963年达赖主导制定的“大西藏国宪法”中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使高层喇嘛理所当然地出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进一步强化了达赖作为政教领袖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
达赖集团不断强化“流亡政府”机构。达赖集团于1959年4月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设“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宗教部”4个机构,而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等7个部门。达赖集团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
在其重要节日、会议及国外藏人学校开学典礼等活动上,他们唱“大西藏国国歌”、升“大西藏国国旗”、向“为‘西藏独立’事业而献身的勇士和英雄”默哀,以教育、灌输民族仇恨心理和“西藏独立”思想。达赖集团出版的《西藏时报》、《西藏杂志》、《西藏通讯》等刊物和书籍,最为热衷的,便是鼓吹“西藏独立”,向青少年灌输“西藏独立”观念,培养仇视中国的心理。
在“西藏独立”理念的驱使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自由学生运动”、“九・十・三”、“西藏国家民主党”、“国际援藏网”等达赖集团下属组织相继滋生,相互勾连呼应、彼此分工协作,在境内外掀起一波波“西藏独立”的浪潮。
2007年年末至今年3月中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达赖集团及其“西藏独立”组织策划和实施了“西藏人民大起义”、“和平挺进西藏行动”、暴力冲击多家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拉萨等地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事件……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追求和梦想的终极目标
自从1959年发动叛乱以来,达赖集团和其旗下的各种分裂组织和势力就一直在“西藏独立”的纲领下聚合、行动。
在达赖集团早期阶段,武装暴力活动是其从事“西藏独立”的主要手段。1957年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成立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及1958年组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在多次武装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2年,达赖集团成立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至今仍有一万人的编制。
1970年,“西藏独立”分子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此后,“藏青会”成为达赖集团组织暴力活动的最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部分成员借此逐渐进入“西藏流亡政府”的权力核心。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桑东即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调整对华政策,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有所减少。尼泊尔、不丹等国采取措施,打击危害其社会安定的“西藏独立”武装势力,1974年尼泊尔政府消灭了长期活动在木斯塘地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活动及生存空间受到限制,迫使达赖集团调整策略,降低“西藏独立”的调门。达赖主动表示希望与中央接触,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早日结束流亡生涯。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这开启了中央与达赖接触商谈的序幕。同时,中央政府还邀请达赖派团回国参观。
然而,事实证明,达赖集团结束流亡回国是假,寻机谋求独立、分裂祖国是真。
达赖的参观团在藏区不是参观、探亲,而是利用一切机会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宗教狂热、刺探境内情报、散布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公开鼓动“西藏独立不能只挂在嘴边,要记在心上。”并将搜集到的所谓“西藏阴暗面”通过国际舆论炒作,攻击中央的西藏政策。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达赖集团再次意识到有机可乘,在1987年提出了似乎是“半独立”的“五点和平计划”,于1987年和1989年两度在拉萨策划组织大规模骚乱。1989年达赖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连同其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让他兴奋不已,重新恢复了“西藏独立”真面目。1991年他说,“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一个独立国家”;1995年他预言,“中国可能发生分裂、瓦解和全面崩溃”,“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近年来,达赖高唱“和谈”,大谈所谓“中间道路”。同时,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攻击,捏造所谓“西藏环境遭到破坏”、“西藏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面临灭绝”、“藏族成为西藏地区少数民族”、“西藏人权得不到保障”等伪命题,妄图“占领道德制高点”。达赖也从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摇身一变成为“人权卫士”、“环保主义者”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者。
所谓“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大藏区”,一是“高度自治”,二者紧密相联。其中,“大藏区”是达赖集团的领土要求,“高度自治”是达赖集团的政治制度要求。达赖所宣称的“大藏区”,总面积超过240多万平方公里。从中国行政区划历史上看,他所鼓吹的“大藏区”从未有过,毫无历史、地理、文化依据;从宗教上看,达赖仅是西藏黄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不仅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苯波教等不归其节制,就是当年班禅管辖的地区也不容他插手;从民族上看,除藏族外,青藏高原地区还有汉、回、蒙古、土、门巴、珞巴等二十多个民族世居于此。因此,“大藏区”纯系无稽之谈。而达赖所谓的“高度自治”,则意在改变中国现行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而改变中国的国体与政体,改变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
在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各族人民努力下的西藏日益和谐繁荣,达赖集团愈发焦虑,在高调鼓吹“非暴力”、“和平”的同时,加紧向西藏渗透,策动暴力恐怖活动。今年初,7个“西藏独立”组织在印度散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又一次宣称“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继承西藏独立自主的地位是西藏民族的神圣历史职责”,“将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举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要将这一运动作为“西藏自由斗争史上的伟大转折点”。
达赖一方面声称其“绝对没有”“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另一方面又表示“西藏人民处于慌惧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达赖一方面“保证”:“绝对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另一方面又称,半个世纪前“西藏当时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达赖一方面说“我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另一方面,又煽动“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并呼吁有关国家把所谓“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联系起来;他一方面极力撇清自己与拉萨暴力事件的关联,另一方面又说“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当“藏青会”叫喊“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的独立”时,他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
听听达赖近年来发表的讲话,类似前后完全矛盾的言论俯拾皆是。在这些看似混乱的言辞背后,恰是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内心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