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认知与思维活动的结晶，可以说是和人类进化过程形影相随的。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在改进了弓箭、标枪，从而成功追捕到猎物时，或在采用新型水车灌溉，收获了更多的农作物之后，就会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以示庆祝。至于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高山、洞穴中的矿物岩画，更是原始人类艺术萌芽的最好见证。到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科目也讲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既要传道解惑、文理兼学，也要学习音乐舞蹈和骑马射箭。儒家的传统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素养概念，即中国的文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应有琴棋书画的雅致。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字不同于欧美的拼音文字。单个汉字多是由象形、拟声组合而成，有不少单个字的“古写”（篆书）简直就是一种简约的图形符号，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古今以来名画家的书法大多苍劲、飘逸，而文学家、书法家的“文人画”也以婉约、写意而被世人传颂。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学科越分越细，这对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与奥秘自然是十分有利的，但亦导致一种理论盛行――认为艺术与科学是互不搭界的两类思维形式，即艺术是形象思维，主要靠人的天资与悟性；而科学则是逻辑思维，只要刻苦勤勉，人人都能学会。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敢完全苟同。实际上，音乐中最基础的“和声”、“对位”和美术素描中的“近大远小”、透视原理都是典型的逻辑思维；而数学中的数论和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结构，则多少含有形象思维的成分。应该承认，在人的认知过程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往往是交替进行、螺旋上升的。幼童了解“数”通常是从小组里有几个小朋友、桌上有多少粒糖果的形象思维开始的，然后才能抽象为无特定对象的“数”并对其进行逻辑演算，我们称之为“算数”。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诞生时，为了改变祖国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面貌，青年学生都踊跃学习理、工、医、农，以期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行列，再加上1952年高等院校学习苏联高教体制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形成了许多单科学院（如工、医、农、林等），建立了不少直接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专科学院（如钢铁、石油、地质、邮电、矿业、农机等），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学校教育中科学与艺术的分割，以及培养模式单一化、职业化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本宗旨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因为文革中左的思潮横行，还曾经一度把书法、绘画、经典音乐、摄影、舞蹈等传统艺术视为“封、资、修”的意识形态而加以禁止、限制，使得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人类优秀文化艺术的教育出现缺位。
回首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更让我们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选择的正确发展道路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同时也冀望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教育普及的新时代，更加注重教育过程中科学技术素养与人文艺术精神的交流与汇融，使得工程科技人员、农林专门人才和医药工作者不仅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也是能传承人类几千年所积累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既有科学专长又有文化教养的人。
我来中国工程院工作已六年整，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接触、结识了约半数的院士（三百五十位左右）。除了感佩他们在古稀之年仍胸怀拳拳报国之心，在各自专业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创新之外，我对许多院士的多才多艺和高深的艺术修养更是惊诧不已，因而在四年前就曾建议每期《院士通讯》上可摘编若干位院士的诗文、画作及摄影佳作，让全体院士分享，此举受到大家的关注与欢迎。在中国工程院综合楼落成投入运营后，我们举办了一次书画艺术家与院士中书画艺术爱好者的迎春笔会，当天真可谓群贤毕至、盛况空前，50余位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同堂挥毫泼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墨宝，他们的作品定将成为工程院的传世珍藏。
程天民院士是我国原子辐射医学的主要开拓者、著名的防原医学与病理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科学家，还在人文艺术方面有着相当深厚的造诣。
程天民院士钟爱人文艺术，对艺术家极为敬重，时常切磋交流，形成深厚情谊，很多书法家、绘画家赠以书画佳作。程天民院士将所珍藏的书画佳作选汇成集出版，取名《程天民珍藏书画选集》，其中还收入了他本人近期一些作品。我感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出版这本《选集》可使更多人欣赏书画佳作的灵秀隽永，获得充满美感的精神享受，感受科学与艺术的交相辉映，从中体会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内涵。我对《选集》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谨以此序致贺。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长。本文系作者为《程天民珍藏书画选集》的题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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