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蔡元培自小便喜欢翻阅各种史籍，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基础。1889年中举，1894年点翰林。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的失败深深震撼了蔡元培，他深感清廷
（一）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健全人格”。中国旧式教育崇尚“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在于读书做官。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从立国立民的角度提出，新教育的目的乃是“养成健全人格”。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师范学会章程》中就已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1915年，他在提交给巴拿马万国教育会议的论文《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又明确提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循此思想，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要“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要“敬爱师长”，“砥砺德行”。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词中，蔡元培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由此可见，养成健全人格，是蔡元培持之以恒的教育主张。蔡元培先生“养成健全人格”的教育主张源自于其深沉的爱国热情，他说：“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目睹外敌入侵、清廷无能，戊戌变法夭折等变乱而产生的救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先从教育着手的深刻反思，这样的反思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大学教育的内容为“五育并举”。旧式的教育内容以儒家文化为主，而蔡元培先生将中国的教育放置于世界教育中来看，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既是养成健全人格，则大学教育的内容就应该“五育并举”。1912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方针应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个方面。“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一也。”在谈到五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其中体育能锻炼学生体魄，智育能使学生明事理，美育能陶冶情操，而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因而德育为五育并举之根本。为贯彻“五育并举”的方针，蔡元培执掌北大时，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上的改革。他曾对大学生提出过明确的要求，要求学生们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狮子样的体力”，即为强健的体魄，“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他大声疾呼：“外人以我国家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罢！赶快回复你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即为快速的行动，要求学生精进学问，奋起直追，实现国家民族的振兴；“骆驼样的精神”，即为对学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这些要求投射出蔡元培先生对青年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一位爱国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殷切希望。
（三）大学教育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蔡元培先生立志用教育救国立国，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等品质的健全青年，从而挽救时弊，并由此赋予大学教育以“服务社会”的功能。蔡元培认为：“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而从良好的教育到培养出良好的个人乃至建设成良好的社会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努力，所以他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志为将来。”为长远计，大学应该从平时入手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看到北大学生存在不少陋习，于是“推广进德会”，“助成书法研究会”，“助成《新潮》杂志”等，以改良学生陋习，从而养成他们研究学问、服务社会的习惯。蔡元培将大学生看作是未来的社会栋梁，提倡大学生应该关心社会的进步。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生应“力矫颓俗”，“以身作责”，要求学生从培养日常的服务社会的习惯入手，进而培养担当改良社会风俗之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蔡元培先生以其饱满的爱国热情，立志教育救国立国，形成了包括“健全的人格”、“五育并举”和大学教育的功能在于“服务社会”等丰富的教育思想，并大力付诸实践，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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