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无疑是人类社会正在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它不仅是人类对自身危机状况进行检省后的一种明智选择,也是扭转地球与人类危机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新型文明的深层结构的建构中,自我观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尤为引人思考。那么,在生态文明时代应确定何种自我范式和价值定位呢？我认为应确立适应生态
自我范式是哲学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它本质上不仅是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更关涉到自我与他者,即自我与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如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等。工业文明的自我观属现代性自我范式,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造成人类目前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并非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强人类中心主义,首当其冲的应是现代自我观,即物质至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价值观、世界观。现代社会所建构的自我观是排他的、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是一种在主宰意识驱动下极度区分的自我。它将他者背景化（“背景化”意指对他者的否认）,这种自我否认自我的社会性和关系性等特质,其本质上属二元化的自我,将他者工具化,因此是带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的。工具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将地球的其他存在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看不到被工具化了的他者具有任何的自主性,不承认他者是“另一个自我”,具有主动性与抵制力。这种二元性的自我与世界的交流就是利用他者来满足自己早已确定好的私利。对这个自我来说他者是冰冷而陌生的,无需被考量和尊重。二元论自我观是引发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消除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感和爱护之心,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紧张对立以至疏离。
正是基于现代性自我观所存在的致命不足与缺陷,生态主义者倡导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生态学家认为,人的自我概念是一个与生物圈（人类自然是这个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有着物质的、生态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联系的概念（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这种自我在本质上是关系性和依赖性的,是非二元化的。人类自我“内嵌”于生物圈或生态网络中,人类与周围生物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相互联系不仅仅是物质联系,还有文化联系和精神联系。二
深层生态学家曾经提出一个“生态自我”的概念,应该说这一概念也是基于规避危机与生态的诉求提出的,较之以往的工具主义的现代性自我范式已有质的超越,它也力图改变自我与他者的单纯的工具化的关系,但它与生态文明所应提倡的关系性自我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深层生态学着重批判机械唯物论,要标举一种新的范式,探寻一种更好的“认识自然的密码”,为此主张生存智慧并提出“大我”或生态自我的概念,以此来与狭义的自我中心的自我相区别（阿恩・奈斯:《深层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观点》）。
深层生态学所提出的生态自我是关系性自我的一个类型,它较之现代范式的自我走向另一极,即抹平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将自我无限扩大,将他者包容其中。深层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只看到主体和客体,没有看到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存在差异和张力。它提出“大我”或“生态自我”的前提即在于人与自然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和自然的分离与断裂,主张生物平均主义,并提出将自我与自然“同一化”的解决路径,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将自我与他者合并为一或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延续,将自然看成是自我的一个维度,关注同一性、相互联系、共同性和对断裂性的弥补,所以说深层生态学并没有真正解决以往的二元性自我范式,对二元论的本质没有根本的触及。三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关系性自我范式是一种情境主义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既非利己主义也非利他主义,而是打破了利己―利他的伪二分的模式。关系性自我是非工具化的自我范式,在这一自我范式中,手段与目的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制约,他者不仅仅是从属自我目标的工具,自我应将他者的目的视为自己目标的一部分。这种自我观既强调生物圈之间的内嵌性,强调“尊重、善意、关爱、友谊和团结”,同时又尊重界限和承认差异。这种关系性自我概念隐含了对工具化、二元化自我观的颠覆。生态文明的新的关系性自我与人类利益的关系本质在于,当强调他者利益时并没有放弃人类自我的利益,反之亦然。
生态文明的自我范式是决定生态文明优于以往文明类型的关键所在,这种关系性自我范式,从中外哲学中可以找到坚实而深远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它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依赖性及差异性、独立性兼顾的主张,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精神内涵,同时又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兼和”即“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张岱年语）等思想智慧有着内在一致性。由于博采众长,生态文明的关系性自我范式有着深厚的底蕴,也有着相对于以往自我范式的超越性,它对扭转目前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实现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性存在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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