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爱”文化的创新之作

编者按 “爱”和“爱”的文化是一个说得多、其基本概念还不具有学理地位的一个领域。由河南理工大学王少安、周玉清著，杨瑞森作序的《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作为研究“爱”理论的第一部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经本报4月7日（二版）报道后，在学术界引起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爱精神是和谐文化的精华

中央党校社科部主任、教授、博导 严书翰

自从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理念之后，大爱、大爱精神等提法在媒体中经常出现。虽然我们不必强求人们对大爱、大爱精神内涵的理解完全一致，但是以下的认识则是共同的：大爱精神与我们党提倡的和谐文化建设是完全融合的，而且大爱精神是和谐文化的精华。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大爱精神本身以及它与和谐文化的关系等还研究得不够。

由王少安、周玉清所著的《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以下简称《大爱》）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大爱精神本身，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进而扩展为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的专著。《大爱》一书从大爱精神的一般涵义和特征切入，合乎逻辑地与社会主义大学的大爱精神以及大学文化等有机联系起来。《大爱》一书以此为主线，拓展研究了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以及如何建设大学大爱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其中不少观点和论述具有原创性，从而大大提升了本书的学理性和科研含量。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个重要判断之后，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个判断对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目前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呼唤理论界要多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此，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方法得当，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必须研究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三者关系其实类似三个同心圆的关系，即和谐文化的内涵覆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又覆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研究或叙述方法上，如茧抽丝一环紧扣一环，似笋去壳一层紧贴一层。但是笔者看了不少相关文章，发现有些文章常把这三个概念要么混同不加区别，要么相互替换造成了概念转移。

笔者的上述议论是看了《大爱》一书引发的。此书在研究或叙述上，由于采用了正确的研究和叙述方法，从而使读者阅读起来有引人入胜之感。比如，《大爱》一书对爱、大爱、大爱精神、社会主义大爱精神、大学精神、大学大爱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大爱文化等，做了各自明晰而又层层递进的论述，这部分堪称此书的一大看点。

当然，我们不必要求《大爱》一书面面俱到。笔者认为，河南理工大学“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可观的前期研究成果即良好的起点，一定要继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大爱精神与和谐文化的研究。因为大爱是和谐文化的精华，《大爱》书中提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等范畴，也正是我们研究和谐文化的基本范畴。我们期盼着王少安同志牵头的课题组早日给读者送来这方面的新成果。

大爱是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和最高境界

河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教授、博导 蒋笃运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在界定了大爱的一般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今中外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认为爱人精神、大爱精神是学校教育的传统精神，也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和本质追求，其立意是深远的。

说起“教育爱”的传统，不能不提到孔子。孔子的社会理想是要实现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并在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中贯彻“仁爱”思想。他把教育的任务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教育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在教学态度上主张“诲人不倦”。在《论语》里他特别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认为学会做人，仁爱为本，才能成为对民众有用的人。孔子的这些闪耀着仁爱精神光辉的教育思想，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不断传承和发展，一直是我国教育机构彰显教育爱人精神的职业理念；我们现在的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的历史渊源就可以追溯到孔子。

关于大学的大爱与大爱精神，这几年人们大多是从工作层面上有所思考，但是总体上说并没有形成大学教育共同的语境，没有形成舆论，更是没有上升到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高度。这本书把大学大爱精神放在整个大学文化建设的大视野下，认为大学大爱精神揭示的是大学教育本质，不仅是大学精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核心的部分。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8月31日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人民教师要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要有“胸怀祖国、热爱人民，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要关爱每一个学生，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总书记的要求深刻揭示出大学教育的大爱本质。

大爱是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这个观念如果能确认下来，并逐步在高等教育领域达成共识，它将会引起对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很多情况进行新的反思。

大爱精神是大学大爱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教授 牛维麟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明确提出大爱精神是大学大爱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科学解答了大学文化建设的时代命题，标志着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以研究大爱精神为基础，以论证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主线，对爱、大爱、大爱精神、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社会主义大学大爱精神等基本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表述，对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系统的挖掘，而且也对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的内在关系做了深刻的诠释，对西方大学文化传统中的大爱精神和中国大学的大爱传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该书强调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大爱精神为导向的基本观点，并就社会主义大学大爱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证，为当代大学文化建设提出了崭新的理念，开拓了崭新的视野，提供了崭新的启示。该书还着力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了大学文化的结构，并对当代大学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多层次分析与展望，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大学大爱文化的目标、原则和途径，对深入推动大学文化建设实践，构建和谐校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科学解读“大爱精神”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石云霞

爱，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始终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许多思想家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对“爱”的内涵进行过考察和思考。然而，缘于他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对爱的本质作以科学阐明。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人类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的学说实现了彻底变革，人们才形成了对“爱”的正确认识。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以研究大爱精神为基础视角，系统地论述了大爱精神的内涵和本质，科学阐明了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并在坚持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精神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了大爱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即大爱精神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精神，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过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人类自觉的大爱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历史交汇，大爱精神由此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大爱精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科学的大爱理论生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大爱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升华，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一致。《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对于这些问题也都旗帜鲜明地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和分析。

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乃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伟大征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又要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高扬社会主义大爱精神的旗帜，努力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这也是《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所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应当科学把握对“大爱”的话语权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韩庆祥

读完了由王少安、周玉清所著《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有不少感悟。其中联想到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中关于“爱”或“大爱”的话语权问题。在人类的文化史、思想史中，“爱”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个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一些理论中，爱往往被作为抽象的人性论加以批判。现在我国理论界也很少使用“大爱”概念。尽管这几年在社会主流媒体中像本书写到的那样，曾使用“大爱”这个词，但终归还没有完全掌握“大爱”的话语权。

温家宝总理2006年除夕在东北大学明确提出：“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学校和教师对学生要有“大爱”，“对人民要有真挚的大爱”。温总理这一重要论述，开创了国家领导人在公务活动中直接使用“大爱”概念的先例，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一书对“大爱”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有利于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对“大爱”的话语权。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面肯定和科学表述“大爱”的先例，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大爱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应用，有利于形成社会主义的大爱舆论氛围，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把握大爱的话语权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有利于清醒地认识“宗教大爱观”的非科学性。第二，强调了“爱”是精神和实践的统一，打破了长期把“爱”只作为情感看待的观念，这对于辨别“真爱”与“假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只有言行一致的爱才是真爱。第三，把大爱解读为爱人之爱、深远之爱、自觉之爱和持久之爱的统一，这从本质上揭示了大爱的一般内涵。这说明大爱是一种很崇高的境界，是一个严肃、凝重的话语，也是不容亵渎的高尚。第四，充分论证了大爱精神的普遍性，科学论述了大爱精神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大爱理论提供了基本前提，既有利于深入分析剥削阶级社会的大爱精神，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理直气壮地讲“大爱”。第五，明确了在具有社会分工的社会里，大爱具有职业特征。目前我国许多媒体在使用“大爱”、“爱心”等概念时，大多还局限在社会上非职业性的慈善捐助、帮贫扶困等公益活动方面，这样的话语权显然失之狭隘了。本书强调在我国，大爱精神应当成为职业精神，大爱行为应当成为职业行为，这就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大爱的内涵，拓展了大爱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职业特点鲜明的大学普及大爱理念，对培养大学生爱生命、爱生活、爱他人、爱自己、爱祖国、爱人民的意识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以大爱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创造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 田文军

在我国当前的大学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在探讨大学的性质、特征、职责、使命等问题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在关注大学的“精神”和“灵魂”问题。但是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对大学里的人文精神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很多人在讲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很重要；在讲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互依赖，科学精神离不开人文精神，等等。但是一旦具体讲到大学的灵魂、大学精神的核心的时候，往往又把学术精神、自由精神放到大学文化的至高无上的位置，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大学的学术纪律、学术责任。所以我说，这部《大爱精神与大学文化建设》明确提出以大爱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建设，这是一个创造。

以大爱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建设，这不仅是一个提法上、语言上的创新，主要还是办学理念、教育观念上的创新，关系到我们的大学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一所缺失大爱精神的大学，不论它的大楼有多高，名气有多大，科研水平有多高，大家赚了多少钱，都不可能是合格的大学，因为它不能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不能培养出具有大爱情怀，甘心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的合格人才，这是从大处说。从现实说，看看我们有些大学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唯利是图的职业观，有些学生“游戏爱情”的恋爱观，等等，也可见大学大爱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坚持以大爱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建设，合乎逻辑地提出建设大学大爱文化的任务，并对大学大爱文化建设的目标、原则和途径进行深入研究，这让我耳目一新。本书在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外大学文化建设经验、发掘其大爱精神元素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的历史成果，特别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现状及趋势，对在新的条件下建设大学的大爱精神文化、大爱制度文化、大爱环境文化、大爱行为文化的目标、原则和途径分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本部分内容密切联系大学和谐文化建设的实际，坚持以大爱精神为导向，把大爱精神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铸成大学文化的灵魂，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尤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对我国建设具有弘扬大爱精神特色的和谐大学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