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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蔡?：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数量越来越小了，大家长期认同的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目前普遍的说法是中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5亿到2亿。但研究证明这个数字并不准确，目前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剩余比例三分之一以上的说法差距甚大。
在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在我国只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这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比较快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我们得以享受劳动力丰富和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但是，这种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我国劳动力基数庞大，但其增长速度在逐年下降，每年仍以正数增长，到2020年以后就成负增长了。
此外，过去我们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或者进了乡镇企业，或者进城打工，我们却将这部分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无穷无尽。
记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多，进入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新时代，对我国经济社会还会有哪些新的影响？
蔡?：破除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神话，还会改变一些传统观念和做法，过去很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节约劳动力，是因为那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土地稀少，不需要节约劳动。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通过农业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再度产生大批可以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发达国家的情况，通常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要低于5％，有的国家像英国只有2％，高一点的日本也不到6％，而我国仍然有20%―30%。因此，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还可以大量转移出来。
所以我们的结论不是说中国农村没有劳动力可转移了，而是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会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我们确实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假如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各种人为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转向偏劳动。实际上，农村尚有5212万年龄在4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更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他们的转移。
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劳动力市场上将经常出现各种短缺现象，特别是结构性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力规制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持续多久，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应对。但在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后，我担心会出现一个比较优势的真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是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因此其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资本开始丰富，劳动力减少，可谓是“先富再老”，于是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顺理成章。但我国不同，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是“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很快；劳动力优势丧失的同时，资本优势的积累未必能及时跟上。这是此前其他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应对准备。
记者：劳动力价格上升加上老龄化，是否意味着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劳动力资源将难以成为我们可资依赖的优势？
蔡?：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庞大的基数，我想即使在2015年以后，我们仍然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以及比目前发达国家还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数量上至少没有太大问题。而此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相对高的人力资本。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同等水平国家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我们的劳动力素质都是遥遥领先的。发展经济学发现，中学入学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能够特别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我国20―30岁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只是低工资，更在于相对高的素质。
所以，现在既然数量上逐渐减少，从而劳动力价格上升是大势所趋，那么在劳动力素质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外来投资者综合考虑的是劳动力的“性价比”。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要只盯着别人会进来什么，更要考虑我们能做什么。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升级换代，如果生产水平差距太大，那么只能做很低端的东西，丧失先进产业转移的承接机会。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用质量来替代数量。现在该是我国劳动力竞争策略做出调整的时候了。毕竟，数量可以充裕，也可以不足；但质量不同，一旦提高就不会下降，而且不断累积不断提升，有着长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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