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都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对西藏充满兴趣，那当然是件好事。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对西藏问题完全持有偏见。
只有一少部分的人足够诚实，他们在亲自到访西藏并了解事实后才发表对西藏的看法，而其他人只选择听
举个真实的例子：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是位大学教授，他于1997年5月去了西藏。在回来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们一群人在警察的强迫下离开一家西藏餐馆，随后又被带到一家由汉人开设的饭店。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种族主义，是想“破坏藏族人民”的邪恶企图。在完全不懂当地语言和不知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他草率的判断带有明显的偏见色彩。
我当时不在现场，也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但当我和熟悉当地情况的汉民、藏民讨论此事后，我们一致得出了结论，认为当时的情况应该源于以下几种可能：这家藏式餐厅没有营业许可证；老板没有交税；这里的卫生标准达不到接待外宾的要求；餐厅老板和警察有私人矛盾或者餐厅老板走私古代唐卡（藏式涂绘中的一种）。
我们时常假设所有的藏民都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想法、行为是一致的。其实我们大错特错了。我所遇到的那些生活在西藏和甘肃省夏河县的藏民们看上去对政治并不热衷，他们快乐、平静地生活着。在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情况下，他们对中央政府毫无怨言。
然而，在尼泊尔朴卡拉近郊的市场里，我和当地的藏民妇女聊了两个小时，她们的说法却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尼泊尔的藏民认为“汉民侵略了西藏，他们被迫逃亡。”其中有一个女人的中文不错，是这个村子的翻译。她告诉我说：“西藏‘解放’后，我要马上回去，去找好的工作。你觉得这能叫生活吗？我们在这儿干嘛呢？只能做些小本生意。”
我很同情她，因为她已经完全被反中国的宣传同化了。我告诉她说，在她之前我遇到的藏民们都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为他们做了些什么，而且对此心怀感激。“很抱歉地告诉你，”我说，“如果你认为你那些仍生活在中国的西藏同胞和你的想法一致，也支持‘西藏独立’的话，你就是在愚弄自己。”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问道：“你去过西藏吗？”
“当然！如果我没去过，我怎会知道这些事情？”我斩钉截铁地说。她顿了一会，说道：“每年3月10日，世界各地的藏民都会为争取独立示威游行，如果你在那天去西藏的话，你将会看到中国军队在大街上滥杀无辜。”我所想的是，如果她说的是真的，我绝不可能留在西藏，早就被送到其他的星球去了。
“我见过他们杀人的照片和录像，每年都能看到。”她说。
“谁照的这些照片？”“外国人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我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确定这些照片和录影都是近期拍摄的吗？它们可能录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不光西藏人民，全中国都处在动荡中。照片也可能拍摄于1959年的武装叛乱？也许你被他们蒙骗了？也许他们每年都给你看相同的照片？也许照片被修改过了？”
作为当地藏民的发言人，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说的也有可能，但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这也可能是支持达赖的激进分子干的，”我说，“村子入口处的黑板上挂着由‘神圣达赖喇嘛办公室’签发的印有‘中国人，滚出去’的复印信件，你认为这些会是谁写的呢？”
我向他们讲述了西藏发生的巨变：中央政府投巨资帮助西藏重建和再发展；教育上取得了进步；宗教自由得到了保障；卫生与社会生活也有了质的飞跃。听完我的讲述后他们都很震惊，显然之前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些。
我问：“你相信我说的吗？”
“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个外国人，你不是共产党吧？”她说。
“你可以相信我，我说的都是我的亲眼所见。西藏是个美丽平静的地方，人们在工作的时候都会唱歌，他们微笑着享受生活。”
村子中年轻一些的村民是在尼泊尔出生的，其他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西藏跑到尼泊尔的，他们从来没有回去过，也没有护照，自然就不能回到中国。
之后我参观了一座寺庙，那里的一位17岁的僧人告诉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踏上西藏这片圣土。他认为在中国的僧人都被关押在监狱里，或者被杀害。而这种想法的根据是他的一位朋友去了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年轻人，你的朋友可能被捕，但那是因为他非法入境。但是如果你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梦想，抵达西藏并生活在那儿的寺庙里。”
他低下头说道：“真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呀！”
（作者：李莎・卡尔杜齐（LisaCar-ducci），加拿大作家。翻译：王薇原载4月22日《中国日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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