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用说，他依然怀念儿时那印刷机转动时悦耳的声音。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
好书、美酒、良友、文人、江南，这些都是美好的。走进范用坐落于北京芳古园的居所时，才感到美酒佳酿，墨宝书香，以及漫漫岁月中沉淀的温暖情谊，竟如天赐般诸美齐具，都汇聚于小小一间客厅里了。
客厅的北墙朝着大街，挂着一幅神完气足的书法：“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先生题赠的。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旁边墙上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漫画家为他画的像，其中廖冰兄的画上题曰：“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活画出范用与漫画和漫画家的情谊。西墙上是黄苗子集陶渊明诗句所书之联：“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并称：“范用老兄耽酒嗜书，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让桃花源记也。”至于靠墙的柜里柜顶，全是酒瓶，高矮参差，方圆不整，琳琅满目地排成方阵。 就是这寻常谈书品茶、迎来送往的一间客厅，完美地呈现了其主人――因个头不高而自谑为“小尺码”的范用先生――一生与书、画、酒、友的浪漫情缘。而这些浪漫情缘，又都源于其一生的出版事业。
范用是中国出版界名重一时的人物，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策划出版过《傅雷家书》、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巴金的《随想录》等等。张中行曾评价说：“书籍的编印装帧……久闻北方有个范用，南方有个钟叔河，是大专家，出手不凡。”
殊不知，“北方”这个范用，却来自钟灵毓秀、山温水软的江南。
江南旧梦
坐落于长江下游的小城镇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水陆码头。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河上有座洋浮桥，盛夏的夜晚，附近居住的人们常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歌女清唱，夜晚之浮华，尤胜于白日。
范用的外婆就在这洋浮桥边开了一个百货店。对门一家小印刷铺，是小范用最喜欢的地方。店铺虽不大，在他看来却十分神气。范用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他喜欢捡印刷铺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捡来拼好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还拼不成一句话，却是他自己印的。
范用与文字结缘之早，犹在他认字之前。甫一识字，书籍就在他眼前打开了崭新的殿堂。八岁那年，范用上了学堂，开始钟情于读书，一发不可收。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
或许范用注定该做一个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剪下来贴好，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兴趣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尝试过，但最乐此不疲的，永远是与书有关的一切。
范用在穆源小学读到六年级时，父亲不幸辞世。外婆和妈妈为他的升学犯愁，便想送他学艺。范用想来想去，要求当一名印刷工。原来，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给范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主人公赵元生同样遭遇了读不起书的困境，舅公让元生去当印刷工。那天晚上，元生做了一个梦。他不是梦见排字，而是梦见自己坐在印刷机旁，读了很多很多书。
范用也怀着这个读书的梦，从童年开始，一直到老。从自己挚爱读书，到投身出版业，为他人提供精品图书，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辛苦耕耘，为社会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风云
范用至今仍收藏着一张1938年的照片，是那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照片上十个人，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才十四岁。头一年，他从穆源小学毕业，进镇江中学读书才两个月，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离开了故乡，怀揣着外婆凑的八块银元，开始独立闯荡人生。
在汉口，范用投奔了在书局做事的舅公。想不到舅公三个月后便生病辞世，留下他一个人为生活发愁。
舅公做事的书局楼上，有另一家出版社办公，这家出版社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小痴迷于读书的范用，很快和出版社的人熟悉起来，并随即成了其中一名练习生。这一机遇，决定了他一生从事出版事业的方向。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辗转汉口、重庆，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几度坎坷，范用亲历了出版社挣扎、奋斗与崛起的时代。
1948年10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也正式成为了三联书店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范用来到北京，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89年离休。
范用学历不高，后来填履历表的时候，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按他自己的说法，要想好看一点，他就填“中学肄业”。有时范用也不免解嘲说：“要是现在，我是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今天也许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人，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
唐?先生曾说：“没有范用，就没有我这本书。（指《晦庵书话》）”同样，没有范用，也不会有行销两百多万册的《傅雷家书》，不会有图文并茂的《红楼梦人物论》、全本的《随想录》、《牛棚杂记》……范用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主持创办的《读书》杂志，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一套套丛书和一本本颇具份量的著作，都已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先生也说过：“我最向往的就是来自范用那里的书。和我阅读兴趣相同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被范用弄得‘破产’。他们有时买到心爱的书，会兴高采烈地说：‘范用这个老头策划的书，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由此可见，范用出版的书受欢迎程度之高。
这些认同与肯定，和范用自由率直的性格，勤恳务实的作风，及对书发自内心的钟爱是分不开的。《读书》杂志的筹划和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期间，老三联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每每聚首，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小红书”之外，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他们商定，出去以后还是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1978年，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
1978年12月，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
毕竟坚冰初启，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当时范用就提出，这个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曾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
然而，《读书》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还是惹出了一场风波。范用说，《读书无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他说：“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
原来，范用在1939年到1941年曾经多次为毛泽东买书。1946年在上海，他接到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攒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也是毛主席要看的。范用当然喜欢这样的美差，因为可以饱读过路书刊。而且他由此总结出了自己的读书观，即：“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你要分析它，读书无禁区应该这样子。关键是在明辨之，我说最重要在这三个字上。”后来《读书》的发展和社会对它的高度认可都证明，范用最初把握的导向是正确的。“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范用说。认准的事情，范用会一丝不苟地完成。从创刊起，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看清样。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直到退休，《读书》一直稳步发展。这本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艺评论刊物，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也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成功范例。
范用16岁入党。用他的话说，他从来就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人。但他的特色在于，不是让个性泯灭于共性之中，而是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让个性在共性中发扬光大。对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执著追求，对先进文化的弘扬，始终是他作为一个出版家最看重的东西。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出版业的贡献来看，范用无疑是成功的。
书衣翩跹
范用爱书，也爱书的装帧设计。三联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不少封面都是出自他之手。他不是一般的爱，他爱得很痴情。书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
凡是遇到一本好书，一本封面设计好的书，范用总是随身带着它，一见到熟人，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来，对人说：“这是一本好书，看，封面设计得多好啊！”滔滔不绝地夸赞。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果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难看，不成样子，他就会生气，发怒，说话很难听。
提到书籍的封面设计时，范用的眼睛霎时变得光彩灼人，胸脯一挺，说：“我喜欢给书设计封面！”话音未落，他已经从书房拿出一本《叶雨书衣》：“看，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叶雨书衣》2007年2月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为三联设计的七十余种图书封面的“自选集”，有巴金的《随想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傅雷的《傅译传记五种》等等，三联近20年来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多囊其中。“叶雨”，乃是“业余”的谐音。设计书衣之于范用，确非主业。然而他设计的书衣纯手工制作，简洁大气，素净淡雅，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为很多专业装帧者所不及。花笺、版画、手稿、白描画、框线，是他最常用的元素。有人说，范用设计的封面，可以下酒。
比如范用设计的书话集，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选用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用一幅作者的手稿，富有个性，形式却基本统一。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他别出心裁地把朱先生手稿中《诗论》的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先生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先生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为李一氓先生设计的《一氓题跋》，狭长的本子，上面落了十余方李老常用的印章，氓公自题的书名肥硕挺拔，腴而有力。书页间开阔疏朗，令人忘俗。
多年的经验使范用对装帧的看法变得简明而精粹。他说，一是要提倡多样化的风格，二是要量体裁衣。他认为三联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
范用特别强调：“美术编辑要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这是设计的前提，否则就会闹笑话。”范用说，曾有人设计黄裳的《银鱼集》封面，就闹过笑话。黄裳先生将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的美称，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竟是七八条在水中悠然游动的鱼儿。
范用还讲过这样的故事：1984年，在香港办报的朋友告诉他，有人阻止他们刊发巴金先生写的短文，他听了以后很生气。恰好得知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他就给巴老打电话，说：“我们想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出版时一字不改。”巴老很高兴，马上答应了。过了3年，巴老写完了五卷书，就交给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了。
范用为这本珍贵的书设计了封面预包封，印制时，又将原用于印《毛泽东选集》的一批上好的纸张，调拨了一部分印《随想录》。书印出后，巴金先生很满意，去信称“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故人情多
范用有“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夏衍先生曾经说过：“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自己也说：“毫不夸张，三联可以说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得道多助。”
范用的朋友遍天下，对待朋友，范用一片热诚。
1969年9月底，人民出版社近200人被“连窝端”，来到鄂南接受所谓的劳动锻炼。忽然有一天晚上，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城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连里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做出反应：“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他想得更多的是奋战在一起的各位老友。
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36年，在三联书店520办公室待了30年，由中年到老年，很多好友故人都曾来过这里饮茶神侃，其中多有名家：王世襄、费孝通、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办公室离厕所很近，范用被同事们戏称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范用打趣说，自己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不过“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欣然登高，赠给范用一书一画，范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有一年，艾芜要率团到朝鲜访问，从成都到北京来，七十多岁了，还爬上五楼到范用的办公室。卞之琳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范用的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两人只谈书，不谈别的。他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是范用的书友。田家英住在中南海，经常往范用的办公室跑，看到好书就拿走。有一次借走一部《艺林从录》，非常喜欢，看完不还，范用便去追索。田家英还了，却在上面盖个印：“家英曾阅”。
有段时间，丁聪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每周必到办公室找范用诉苦，说“家长”（夫人沈峻）太怜爱他，不忍看他横向发展，早餐总是定量供应，他只好找范用“反饥饿”。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款。
提起老友，范用显得有些伤感。现在他仍不时与丁聪通电话，却已许久不曾见面了。夏衍、叶浅予、萧乾、柯灵、戈宝权、汪曾祺、新凤霞等渐次辞世，自然的铁律，把他的师友们浸染成梧桐枝头的黄叶，肃杀的秋风一掠，没准又卷走一枚。范用说，他最怕夜半的电话铃声，电话铃一响，多半又有老友要告别。但有一回却是虚惊一场。
有天半夜，日本的一个朋友刈间君忽然打来电话，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范用好像五雷轰顶，一夜翻来覆去，不能成眠。清早时确定是讹传，这才放下了心。为此，黄苗子在给范用的传真中调侃说：“各位应写的给黄苗子的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瞑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几句调侃，尽显他们名士般的风流与神交。
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自拟了几句告别词。但人有福寿，到底只是有惊无险。那几句告别词倒是要言不烦，十分豁达别致：“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其对待朋友之豁达洒脱而又率真多情，一至于斯。
书梦依旧
有人问范用，为什么选择出版业？范用说：“不是我选择了出版这一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
书是串起范用人生的线索。他儿时即痴迷于读书，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在那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里，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出版事业，在出书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良师益友，怀抱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优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这就是范用的一生。
小学毕业的范用，却是真正坐拥书城的雅士。他有两间书房，四壁皆书，连书架隔板都被压得弯曲了。藏书之多，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
黄裳先生称范用的书房是“宝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书籍、杂志，别人有的，他几乎都有；别人没有的，他可能也有。据说，某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因展览之需，要用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因图书馆的书都统一另做了封皮，没有红封面的初版本，不得不向范用“征借”。说到这儿，他又踅回书房搬出《西行漫记》及续篇，让我大开眼界。
范用还藏有一本《大堰河》的初版本，当初连艾青先生自己手中都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诗人见之，喜不自胜，题诗一首于扉页：“好像一个孤儿，失落在人间，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经历了多少折磨苦难，相隔了四十多年，终于重相见――身上沾满了斑斑点点，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可真不简单！”并写道：“题赠藏书的范用先生，以志感激。”
范用的借书必索是出了名的。提起自己别致的自制藏书票，范用又哒哒哒地穿堂入室，掏出一沓与我欣赏。凝神看时，上面手绘一只大书架，架上满满书却缺了几本，如同缺了牙的委屈儿童。旁边亲书“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让借书之人不忍赖账。
范用患有哮喘，身体欠佳，酒已不能常饮，三联书店也久不去了。问他“您现在还每天读书吗？”他点点头，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几分：“读！每天都读，读了书才能睡着。”
言谈中，范用显得十分留恋故土。他说，1996年暮春时节他曾重回镇江，寻觅童年旧梦。那条河五十年前已经填平，当年的故乡不复旧观。几年前他还惦记着，有机会坐火车，睡一觉，天亮到镇江，赶到宴春茶楼去喝茶。如今已无法追寻那如梦的江南往事了。范用说，他依然怀念儿时那印刷机转动时悦耳的声音。
书、酒、友、文人、江南，这些皆是美好的。江南的旧梦，出版业的往事，无数次的聚饮风流，如许多老友和故事，从一个老人传奇般的生命崖岸冲刷而过。光阴荏苒，往事如烟，不变的还是手中的书卷，依旧晨昏忧乐相伴，这真是“书卷多情似故人”了。范用是痴情人，书衣翩跹，书梦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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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8年夏，范用（前排右二）和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同事们在一起。②范用（前排右一）与吴祖光、丁聪、华君武、黄苗子、郁风、杨宪益、邵燕祥等人合影。③范用为巴金《随想录》设计的书衣。④范用为《读书》杂志设计的封面。⑤贺友直《自得图》中爱书爱酒的范用。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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