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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8年从北京育英中学毕业的。
我在学校期间不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绝对不是“坏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数理化，平均分数就大受影响了。我的“强项”是“国文”和“英文”，还有进入不了课程表的书画之类。所以我对母校的印象和记忆就难免不全面甚至已经模糊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受到那是一个品格自由而严肃的学校。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循循善诱。举例说，我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好几位英文老师。年老师教英文选读，当然是在高年级了，他时时选一些狄更斯、哈代之类的文章，有时选些比较近代的，如萧伯纳等等。我后来对欧洲文学产生些兴趣，年老师的课可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年老师总是穿笔挺西装不同，教文法的崔老师穿的是灰色的长袍，留着平头，如果不是一口“牛津”音，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传统的教书先生。崔老师的课使学生略有些紧张，因而不能不聚精会神，但却非常有趣味，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他的“拿手好戏”是教我们用“图解”法（diagram）分析长句子。上得堂来，他一语不发先在黑板上写一句长长的、比较复杂的句子，叫一两个学生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八大词类应属的位置。那确实是要费些脑筋的，不过是非常“好玩儿”的。久而久之，再长、再复杂的句子，甚至还没有看懂，也能让八大词类各就各位。这种办法很灵验，不仅对学英文，而且对后来我学法文，也很有帮助。崔老师说，学文法不能只看一种文法书，要看两三种不同作者写的文法书。他推荐学生们在课外看看林语堂写的EnglishGrammar,因为林语堂中英文都属上乘，善于从中英文的对比上讲英文的文法。比如说，英文说：“推开门”，中文就要说“把门推开”。林语堂举这类例子，很有趣，把呆板的东西讲活了。
崔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一直记得。他说：“懂一种语言就多一条道路。”我后来渐渐体会，一条道路就是一种文化。
郑老师也讲英文文法，一个学期专讲“语式”（mood），如“直陈式”、“条件式”、“虚拟式”等等，每种mood，讲好几个课时，举许多例子。崔、郑两位老师的讲法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语法的基本知识，几乎可以烂熟于心，配合了年老师的英文选读。郑老师声音洪亮，讲话有节奏感，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金少山”（京戏铜锤花脸）。
教英文的还有位拉森小姐，美国人，教“会话”（现在叫“口语”），教发音，教日常用语。
“国文”课也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国文”，文言文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朱自清、夏?尊、叶圣陶等都是那时知道的。由于我的家庭影响，对课堂上讲的，常觉得不满足；但它可以指引我进一步去看有兴趣的书。有位很博学的张老师，他的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些，讲话出口成章，很幽默，能书善画。一次我把我写的字和山水画拿给他看，请他指点。他端详了一会儿，说了些鼓励的话，有句话我一直牢记：“国画”（今称“中国画”）的基础在“书法”，并且说我画不及书。师辈的点拨时常能在一言半语之间起作用。
有位教“修身”的老师非常有趣。“修身”讲的是如何礼敬长辈、善待同辈、为人处世文明礼貌、进退有据之类，是一种比较枯燥的课。这位年轻的老师刚从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来任教。他一身西装，分头梳得铮亮，每堂课先不讲“修身”，而是在黑板上写一段元曲，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类，跟“修身”毫不搭界。有一回写在黑板上的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惹得满堂哈哈大笑。他讲完元曲，剩下的时间就有限了，“正课”即匆匆而过。这种“不务正业”的教法把“修身”的死板的道学气一扫而光，因此大家都很欢迎他。他的课引导我立刻钻进《缀白裘》（清代辑集的昆曲剧作集，收入《琵琶记》、《牡丹亭》等）里去了。
教数理化的老师都是有很高水平的，如教化学的仓老师，在讲课前先评论一阵时局，这是我们感到十分新鲜的。后来，仓老师从某一天起忽然不再上课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那时正是内战逼近的时候。教物理的陈老师讲物理的重要性时，常要提到“亚基米德大圣人”。可惜我不争气，一上数理化就犯困，死活听不进去，所以考试分数勉强够六十分及格已经不错了。老师都是一流的，是我不成材。
当时育英中学是教会学校，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师生绝大部分不是教徒，基督教绝对不参与校务；它的气氛非常宽松、自由。它全部精力都花在办合格的教育、办校风正派的学校上。有人认为我的外语还算可以是由于上了教会学校的缘故；相当多的人甚至认为，教会学校必然很“洋”，这完全是误解。育英的教育是全面、均衡发展的，文理并重。在文的方面，同样是中西并重的。历史、地理类课程都体现了本土的优先地位。毫不夸张地说，我许多基础的知识是在育英发蒙的，这种教育起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我在中学期间，丝毫没有感到过分数的压力，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那么糟糕。上了毕业班，老师们并不像现在那么心急火燎，为了升学率拼命给学生加压。那时育英中学的教育方针，是给学生留出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一点对于教育，是绝对必要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近著有《徜徉集》三种（《书巢漫步》、《过眼小辑》、《在中西之间》）、《冷眼向洋》系列之二。北京育英中学1948届毕业生
北京育英中学（现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
北京育英中学，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于1864年。20世纪30至40年代，已驰名全国。1933年，冯玉祥先生为学校题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寇深事急，山河裂破，育英同学，救亡情迫，举办年刊，如终军策”。1935年，胡适先生任董事并为学校图书馆题匾。那时，学校专设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冰球场及300米跑道。各种球类组织共达七、八十队之多。学生课外团体，如旅行团、社会调查团、短波无线团、中西音乐社、歌舞团、国剧团、新剧团。且设有育英广播无线电台，频率1194千赫，定期向远至天津方圆以内的城市和乡村播送有关音乐、科技、卫生、文学、史地常识等节目。学生课外研究会，有家庭问题研究会、航空研究会、无线电研究会、国防研究会、国货研究会等，还有机械科、工业指导课、卫生训练班。1952年，由党和政府接管，转为公办。1958年为北京市十所“红旗学校”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为北京市重点中学。学校贯彻“为社会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为学生未来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奠定基础”的办学宗旨，奉行“生动活泼、全面发展、培育个性、鼓励创新”的育人方针，以“致知力行”为校训。14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遍布祖国和世界各地。
母校回望
方汉奇
《我在师大二附小的三年》2008年2月27日4版
钟康惠
《南山感怀》2008年3月26日4版
林克昌
《我爱您，海南中学》2008年3月28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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