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到达都江堰。在聚源中学的抢救现场，我看到一辆大型吊车
我看到一位年轻汉子始终蹲在废墟上，原来他的妹妹还在下面没有找到，最初赶来时他急得用手去刨。他妹妹是初三学生，班上唯一逃生出来的学生说，地震的一瞬间老师让他们都钻到课桌下面。有几个惊惶的孩子要跳窗，她一把将他们搂在怀里。找到她时，怀里有五个学生……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叫什么，只知道她在那一刻想拿自己的命保学生的命。
废墟上还有几个没穿军装的身影，满脸是汗浑身是灰。其中一位是从新津来的个体户老板，地震后立即停下自己的生意参加援救，早6点开着自己的车赶到都江堰，听说聚源中学是最严重的就赶到那里。我们去时已经是中午1点了，他一口饭没吃，仅靠喝水，还在烈日下奋战。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只知道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川，在县城的废墟上，空手行走都十分艰难，需要拄着木杖。却不断看到一队队抬着营救伤员的担架从身边跑过，有解放军，有武警，有医护人员。道路崎岖坎坷，危险重重，他们抬着担架，举着输液瓶，遇坎爬坎，遇沟跨沟，还不时地大声喊：“快！快啊！”
其中一队官兵抬着一个刚刚救出来的少女从我们身边跌跌撞撞地跑过，很短的一瞬，我听见那个少女说：“解放军叔叔，我冷。”一个年轻战士立即俯身安慰她说：“别怕，马上就好了。”看上去，这个“解放军叔叔”只比少女大几岁，满脸是汗，灰扑扑的军装已经湿透，没人知道他在这条道上已经跑了多少趟，也没人知道他还要跑多少趟。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记住了他轻轻的抚慰。
还是在北川，公路七扭八歪已完全变形，汽车无法通行，我看到10几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徒步走来，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他们井然有序，背着背囊向已无路可走的县城进发，其中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神色凝重、勇敢，前去营救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毫无关联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
我们在徒步通往映秀的山路上，遇到一群扛着铁锹和镐头的士兵，他们满身是泥，满脸疲惫，正在抢修从紫坪铺通往汶川映秀镇的道路，已在随时塌方的山道上干了一整天。当看到我们一位记者背着大背囊还怀抱电脑时，一位大个子兵毫不犹豫地帮忙接过去，还边走边安慰我们，明天这条路就好走了。可第二天我们返回时路并没有更加好走，不是他们说了假话，而是又一次塌方将已开通的路掩埋。于是他们再一次投入抢修，不分昼夜，已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在一处山坡地，我看到几个等待爆破的士兵横七竖八地在泥洼里睡着了，其中就有那个大个子兵，他们睡得很熟很熟，年轻稚嫩的脸庞十分安详，好像他们不是睡在危险重重的塌方现场，而是睡在母亲身边，我的心在一瞬间无比疼痛。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只知道他们是工兵团的战士，是开路英雄。
在汶川映秀镇，好几个人告诉我，这里有个堪称英雄的退役少校，虽然退役多年，却在灾后第三天独自一人赶到映秀投入救灾。后来他遇到一个退伍士官，也是作为志愿者赶到映秀的，两人便组成战斗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地展开营救。他们不但具有献身精神，而且胆大心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在废墟里寻找遇难的人，一个又一个将其背出。人们只知道少校是山东人，济南军区转业干部。至于那位士官，只知道姓万，是哪里人，哪个部队转业的一概不知。我很想找到他们，却无从找起，他们的身影消逝在废墟里。我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了，但也无法忘记他们了。
在映秀镇42医院第三医疗小分队采访时，我忽然看到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身着迷彩服的女兵，正将背囊里多余的物品送给医疗队。她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都穿着迷彩服，原来他们都是退伍兵，已到映秀参加营救三天了。女兵原是南海舰队的，男兵原是森林武警的。他们在成都相遇，组成小分队来到映秀参加救援。尽管我一再追问，他们还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逃一样跑开。虽然我在映秀仅仅呆了一天一夜，却已深刻地感受到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坚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永远记住了他们的笑容。
在绵阳九洲体育中心，聚集着2万多名受灾群众，有小山一样的捐赠衣物和矿泉水，有医疗队，有失散亲人登记中心，有无数的热心肠。在路边，我看到三位农妇守着四五桶菜稀饭，手上拿着大勺子。她们家里没有遭灾，特意熬了菜稀饭送过来帮忙。我朝她们伸出大拇指，她们却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这回我没有问她们叫什么。
还有，还有――
在我们到达绵阳的晚上，天已经黑尽，预报当晚有较强余震，我们只好安身在车上。王龙去买脸盆，大街小巷都关门了，唯有一家小超市开着，但没有脸盆，老板毫不犹豫地说，把我的拿去吧。老板从灾后一直守在超市门口，让所有受灾群众免费拨打电话。
在采访途中，遇一处深泥潭无法走过，一个穿雨靴的中年女人毫不犹豫地走到我面前弯下她的背说：“来，我背你过去。”
在离开映秀的途中发生塌方，遇到一个从汶川逃出来的打工汉，见我行走艰难，马上走到我前面一步一步地帮我，在几乎直立的陡坡上拉着我的手涉过……
我不知道他、她、他们、她们叫什么。
我与他们匆匆相遇，匆匆分离，却将他们一辈子印在心里。5月18日急就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