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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学科领域均有建树的陈翰笙

2008-05-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汪效驷 我有话说

陈翰笙(1897―2004年)治学的精髓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运用。这位跨越三个世纪,集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建树。

陈翰笙是芝加哥大学的史学硕士,柏林大学的史学博士,27岁时即执教于

北京大学,并经李大钊的介绍加入了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9年初,陈翰笙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到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并担任社会学组组长。1929年7月到1934年5月,陈翰笙领导了对能够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本质的江南(无锡)、河北(保定)、岭南(广东)等地的大规模社会调查。

这次调查的范围、时间、影响都是空前的,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贯彻于调查的始终。主持社科所的工作以后,陈翰笙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极大地提高了所内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在调查开始之前,他组织调查员系统学习了《资本论》,调查的重点是考察农村的生产关系。他们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采用历史分析法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得出了与中共关于社会性质的判断相一致的结论。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先河。如果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许德珩等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树者,那么陈翰笙领导的社会调查则实现了理论探讨到实证研究的突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中国社会并非始自陈翰笙。基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早期共产党人就注重对其控制的农村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就对湖南省的农民运动作了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此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又在江西、福建、陕西等地农村展开了多次社会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解放区的农村调查只是为了适应革命实践的需要,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基于政治自觉,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社会调查,弥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缺陷,始自陈翰笙。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李大钊、周恩来、陈独秀等人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资本集中与垄断理论进行过系统的介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建立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王亚南就提出,要“创造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和研究中国经济状况是时代之需。陈翰笙无形中负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先驱。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等著作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农村状况认识的不足,而且流传甚广,为欧美各国学者所关注,调查所得的中国重要经济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结论成为30年代“中国农村派”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取胜的关键。30年代后期,被迫辞去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的陈翰笙赴美任职于太平洋关系学会,担任《太平洋事务》季刊副主编。他撰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的论文,至今仍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必读的文献。抗战时期,陈翰笙协助宋庆龄举办工业合作运动,是合作经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陈翰笙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更在于培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群体。他在入主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就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臣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通过参加无锡调查,摈弃了原先的改良路线,接受了革命主张。后来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则在保定调查中崭露头角。薛暮桥、孙冶方也因参与广东调查而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底,陈翰笙以参加农村调查的同志为骨干,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杂志。由于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杰出表现,“中国农村派”声名远播。在这个研究集体中,陈翰笙是灵魂人物,正如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所言:“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陈洪进和我,都是在他的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研究其他经济问题的。”如果说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人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师,那么陈翰笙就是这个学术群体的先行者和引路人。

陈翰笙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根本的特征,也是陈翰笙史学实践的出发点。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

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陈翰笙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诚如他本人所说:“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现实中的问题,历史学家是不能回避的。”这里提到的“现实中的问题”就是与革命和建设紧密联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建国后的50年代末,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的陈翰笙,在领导重建世界史学科过程中,一再强调“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变成空谈,研究世界史是要学以致用的。”60年代初,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与当时中国史学界对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空白不相适应,陈翰笙立即动员、教授所内的几位青年学者专攻拉丁美洲史,藉此建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队伍。陈翰笙耗费大量心血主持完成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也为文革后我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80年代,他还强调要“很好地研究别国的历史,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别国犯过的错误。

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史上的陈翰笙只是作为学者的陈翰笙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他一生撰写涉及多个学科的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他的一些经济学、史学论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前瞻性。作为革命者的陈翰笙则走过了一条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这些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究。(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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