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恩格斯语）和认识论（列宁语）才是可能的。在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为了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我们党花费极大精力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认真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历程及其经验
同“四人帮”的斗争也可以说始终是围绕历史观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推行政治决定经济、政治脱离经济、政治不为经济服务的路线，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邓小平在1975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为了对抗“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他专门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粹“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指出：“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随后，邓小平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写一写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文章。‘四人帮’是不讲生产力的，他们甚至连生产关系也不多讲，只强调上层建筑。”这些话揭示了“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实质，即他们是借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很显然，能否从理论上阐明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革命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就成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成为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理论前提。为此，我们党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强调，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之一，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和革命“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四人帮”用“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制经济建设，把邓小平关于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号召看作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党的政治路线完全搞乱了。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思想顾虑，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0年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动力问题时，提出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理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力革命关系的论述，首次从理论上回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问题，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重大发展。
如果说“唯生产力论”是“四人帮”划定的政治禁区，那么，“顶峰论”、“最高最活论”和“绝对权威论”则是他们划定的思想禁区。粉碎“四人帮”后，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的提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凝固化的必然结果。邓小平指出，这里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历史证明，这个问题始终是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提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它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还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革命导师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对同样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当我们把握这些理论原则时，必须对其产生的条件做特别的分析，决不能停留在词句的表面，把只言片语作为研究和立论的根据。
历史观与思想路线不是互不相关，而是互为表里的。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极大的重视和极高的评价，称这场讨论是“基本建设”。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我们党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表明，思想路线既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也是新时期恢复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想保证。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现实实践思维的新境界，使“本本”复归到它本来的地位。实践作为人类的现实活动，本质上是开放的、创新的。实践与理论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实践是由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引擎，思想和理论只有向实践开放，才能保证自身向时代开放。思维以时代为思考的坐标，就是以实践为坐标。解放思想的主旨是开放和创新，中国的问题只能面向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基本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不是教人简单地退回到文本，而是为了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道路和面向未来的理论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结晶，它不是禁锢思想的终点，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新的征程的旗帜和路标。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唯生产力论”和“两个凡是”，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哲学主题。邓小平总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两个问题并提，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同现实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方面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表明唯物史观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力。它们已完全融入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解放思想，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对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回答。邓小平多次表示，我们还缺少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哲学工作者一定要牢记邓小平的嘱托，以哲学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更大的贡献。(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哲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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