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两缺口”理论比较支持静态惠益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储蓄不足和外汇匮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可以通过开放贸易和利用外资(FDI)的途径弥补这两个缺口。然而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储蓄和外汇这两个传统的“双缺口”出现剩余,因此,问题的症结转到了动态惠益。从动态惠益的角度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缺口”和“品牌缺口”越来越突出,其中“技术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瓶颈。
如何衡量和验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差距?笔者根据UNDP2001年报告提供的方法,把2000年一年的数据扩展成为1985-2005年的面板数据,从四个维度――技术创造、新技术扩散、旧有技术扩散和人力技能――计算了全球134个国家的技术成就指数,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对收敛效应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做出了判断。
根据判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成就水平的差距是动态演进的,强势和弱势随时间、实践能力、博弈双方实力等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从时序上表现为制衡效应、马太效应和收敛效应三种形态。制衡效应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成就水平的差距始终维持不变,差距所产生的比较优势始终存在;马太效应指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成就水平的差距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收敛效应与马太效应是背离的,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成就水平正在趋近。
国家间技术差距的测度
一个国家的技术成就水平取决于很多因素,采用复合指标有利于克服单项指标的不足,更有利于整体水平的评估,且有利于国家间的比较。具体而言,可以选择以下四个维度的指标:
1、技术创造。技术创造包括两个指标:每百万人平均专利数和每千人从国外获得的专利技术特许费收入,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过去的仍在创造价值的成功创新。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成为技术领先者,但创造能力很重要。所有国家都需要创造能力,缺乏这种能力就无法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尤其是改进产品和适应本地化需求。
2、新技术扩散。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必须利用网络获得创新利益。可以采用每千人网络主机数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率两个指标。此外,由于出口产品分类的复杂性和时效性,可采用高端技术出口比率来替代。
3、旧有技术扩散。互联网时代要求扩散旧有技术,旧有技术扩散是新技术创新的前提。可采用每千人电话线程数和人均电力消耗两个指标。其含义在于技术扩散需要通信和电力支持。这两个指标以对数的形式表示,因为它们在技术进步初期是重要的,但后期并不重要。使用对数是为了保证随着技术创新阶段的推移,它对指标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少。例如,当印度还在致力于普及电力和电话的时候,日本和瑞典已经通过了这个阶段。
4、人力技能。新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都需要技能。现在科技发展很快,需要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基本教育所产生的认知能力和科学及数学能力。有两个指标可以被用来反映人力技能:15岁以上的人平均受教育年数和科学、数学及工程的学生总入学率。
通过建立专用数据库,将各项指标进行汇总,笔者计算出了各国每年的技术成就指数,样本涵盖了近21年数据较为齐全的全球134个国家。
技术成就水平差距的总体收敛效应
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笔者划分出高、中、低收入国家三个群组,并分别对每一个群组的国家进行平均数、中位数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分析。
从变异系数看,各群组年技术成就指数变异程度变化不大,其中高收入国家之间变异度较小,低收入国家群体的变异度相对较大。总体来说,三个群组内部的变异趋势保持稳定,群组之间的差异程度也相对稳定。
无论就平均数还是中位数来看,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成就水平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从平均数来衡量,1985-1994年期间,二者之间的差距在0.20左右,1995-2004年期间,差异大约缩小为0.16;从中位数来衡量,1985-1994年期间,二者差距在0.23左右,1995-2004年期间,差异缩小为0.20。
从总体趋势看,高、中、低收入三个群组国家的技术成就水平呈逐步趋同的态势,全球技术成就水平差距总体上呈现出平缓的收敛态势,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有所减慢,而落后国家的增长略有增强。个别始终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收敛效应的大势下,也不排除个别国家之间马太效应的存在。可以简单推理,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迅猛发展,高收入国家科技优势的发展已趋缓,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成就水平呈加快趋势,技术差距正在缩小。
一般性结论
技术成就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基础能力,其历史演进路径并非一个均衡过程,受制于技术创造与创新、技术扩散与吸收、人力技能积累与开发等多种力量。通过前述计算与分析,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间的技术成就水平差距在总体上呈轻微的收敛效应。其原因可能是:
1、高收入国家在技术创新达到一定水平后遭遇增长瓶颈,仅依靠本国研发投入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增速;
2、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是客观存在的,中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积极的科技政策及技术引进与模仿提高自己的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
在高收入的国家群组中,技术成就水平出现了差距,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芬兰、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爱沙尼亚、中国香港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能力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其他国家和地区增速缓慢。
在发展中国家群组中,菲律宾、乌克兰、乔治亚等国的技术能力进步显著,阿根廷和基里巴斯等少数国家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均与同一个群组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
在低收入国家群组中,印度、埃塞俄比亚、吉尔吉斯斯坦、蒙古、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与同群组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的优势,其他低收入国家保持较为一致的波动水平,而所罗门和孟加拉等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国相关的结论
技术创造中的人均专利数反映了一国当前的创新实力。在此方面,根据笔者的测算,日本和瑞典处于领先地位。
人均从国外获得的专利许可费用,反映的是一国过去的仍在创造价值的成功创新。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造方面的增长较为缓慢。
就新技术扩散看,主机数和高薪技术产品出口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从指标来看,技术扩散方面芬兰占有绝对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具备了很强的新技术吸收能力,新技术扩散为发展中国家采用赶超战略提供了显著的机会窗口。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比率由15%上升到30%,其进步水平是影响中国近些年技术能力上升的重要因素。
从旧有技术扩散看,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是应更加专注于技术的引进和利用,而非采用技术创新来实现赶超战略。
在人力技能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人力技能方面的投入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水平,近21年间虽有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基本持平,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与世界平均数、中位数及位于首位的芬兰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技术成就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并保持至今。但与以芬兰为首的领先国家相比,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在90年代后期反而开始逐步拉大。表现在:1、与巴西和印度相比,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率和15岁以上人平均接受教育年限方面略高于巴西以外,中国在其他方面都逊于巴西。但各项指标均优于印度。2、与发达国家群组相比,中国与第一群组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特别是在技术创造方面有巨大的落差;在新技术扩散方面虽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劣势;在人力技能方面,人力技能培养的差距也制约着整体技术能力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成就水平经历了快速进步与平稳发展两个阶段。以Findly(1978)为代表的早期实证研究已回答了第一阶段的现象,即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模仿和学习的空间就越大,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正如UNDP在2001年报告所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国家。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素自由流动程度增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溢出已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Eatonandkortum,1996;Keller,2004)。Tanaka(2006)指出,非竞争的观念和廉价劳动力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模仿弥补自身的技术能力欠缺。即使在初始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技术成就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实现超越需要更加充分的政策激励、市场条件和企业主动。发展门槛(Developmentthreshold)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基础设施水平,即技术学习能力,才能跨越发展门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中国政府提出的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的战略决策是及时而可行的,符合中国制造的实践要求。在全球化加快发展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技术成就水平需要政府支出、技术引进与吸收、人力资本开发及重要科学技术发明。（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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