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却是高度感兴趣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整体感兴趣程度高于欧盟,对科学发现以及新技术应用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和美国,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而略低于美国。
“高度感兴趣”与“低科学素质水平”之间的强烈反差反映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独特性或地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很低”,而要从历史、文化水平、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生活科学的典型特征
我国公众感兴趣的、理解程度较高的科学表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典型特性,我们将之称为“生活科学”。
1.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关联
结合各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比较,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较低,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达到75%。由此表明,我国公众理解程度较高的地方是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基本需求会随着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变而发展变化。
2.强调可用性和直接感知
调查显示，我国公民对科学术语的了解程度达到12.5%,对科学观点的理解达到30%,对科学方法的理解达到8%,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达到46.7%。四个数据显示了我国公众对科学认知的层次性:对于能通过直观判断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有较好的理解,但是深入到结合理性要素的科学术语及科学观点层次，理解程度则较低,特别是在涉及科学认识的严格操作程序――科学方法上,表现出更低的理解能力。
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调查显示，电视是我国公众获取信息的首位渠道,且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盟;其后依次为报纸、广播和亲友;因特网这一新兴渠道在我国的比重则非常之低,明显表现出与可获得、直观感知乃至简便好用等因素的联系。
3.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
这里所说的社会知识,是指人类的社会生活所涉及到的知识。社会知识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人的主观世界及群体层次,例如经济的、法律的、心理的、政治的知识。
社区科普中的“心理科普”,往往是指针对社区中的弱势人群所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社会，战胜心理问题，重拾生活的信心――这是典型的与社会知识相联系。
4.将实用和工具作用置于优先
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目标来看,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深地体现着将实用性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感兴趣的信息是致富信息,其次为健康与卫生保健信息,再次为教育信息。很显然,这三类信息都是能带给公众可见的物质性成果的有用信息。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学健身”、“科学养生”、“科学饮食”等说法。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是“科学地(的)”的含义,是一种建立在朴素的功利性基础上能取得实效的“科学”方法。
5.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个人修养、伦理纲常、社会秩序等,而近代科学所倡导的理性批判、严格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手段等基本要素则相对缺失,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孔子无法回答“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联系着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对于现代中国,“太阳”数十年来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特殊政治含义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促使人们对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有了基本认识。
如何选择科普内容
以上分析和讨论引发了对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如何选择科普内容、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
学院科学是科学家出于好奇心、“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从事这类科学的人大多处于大学、研究中心等学院机构中,远离世俗利益,享有充分的自主性,遵循一套不成文的规范自行运作。
J.齐曼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知识的生产日益同国家、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他将这种转变后的新的科学社会建制概括为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在这种新型科学建制中,人们关心的是“生产力”、“创造财富”(GDP),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发生了转变。
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所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这种知识可能是来自学院科学或者后学院科学已成体系的识见(sense),更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感性的、直观的、有用的尚未进入到体系层次的常识(commonsense)。如果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的对象及目标进行对应的话,可以认为,学院科学对应着客观世界,独立于利益或效应,以追求学术上的建树(forlearning)为旨趣;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对应着现实世界,与产业和经济紧密结合,以追求财富(forwealthy)为目标;生活科学则对应着生活世界,出于实用和有效性的考虑,谋求生存的福祉(forwell-being)。可见,科学技术不仅联系着“认知”,而且联系着“生产”和“生活”。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意义”上,还要深入到“生产实践”和“生活世界”之中。
从学理上讲,学院科学或后学院科学都只是对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的概括。在科学建制化之前,科学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而孕育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常识,即“生活科学”所蕴含的内容。在此我们注意到，所谓的“生活科学”已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状态的概括，更是对于科学基本来源的一种探索。换言之,生
活科学既联系着现实的直接感受,又蕴含着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
在此意义上，从常识到知识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生活科学到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结合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就是对科学
的认识、理解及运用水平的提升过程。后发国家对此要特别重视――立足现实并关注前沿,注重常识并结合学术,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一条有效途径。
对于后发国家,以正规教育为主渠道传播已成体系的“学院科学”知识的同时,辅以非正规教育渠道传播“生活科学”知识显得尤为必要。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影响后果,而非高深的、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和知识本身。可见,为了更有效地通过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既需要重视“学院科学”的深刻性,更要结合现实及生活所需要的“后学院科学”和“生活科学”来进行,从而全面而有效地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作者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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