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1421―1495年）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先进思想家，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下引此书，只标卷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丘浚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事虽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是以民为本，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
基于这种认识，丘浚提出“爱民”的主张：“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卷5）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爱民，他认为首先必须富民养民，让老百姓衣食无忧：“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所恶者，饥寒劳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卷81）古代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故“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而民之所以得其养者，在稼穑树艺而已”（卷14）。丘浚针对明中期土地兼并严重的现实，提出实行“配丁田法”，限制土地兼并。这在当时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丘浚还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反对国家实行盐茶专卖和重课商人，主张通过发展私营工商业、海运漕粮、海外贸易等使民致富，从而达到藏富于民：“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卷22)，“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卷20）因此，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国家征收赋税是必要的，但只能“薄取”、“轻敛”。“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卷22）
丘浚发展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心即天意的体现：“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卷3）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所谓得民者，非谓得其土地生齿也，得其心也。”（卷13）他对三代时重视民意、善听民言十分向往，希望国君要“广陈言之路”，“皆许人陈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卷4）丘浚认为选拔人才是国君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而与民众最为亲近的地方郡守、县令的选任更关系到国计和民生：“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立己以为君，莫不以重民为先务。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于其所亲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卷18）因此，他建议朝廷派遣德才兼备之人担任地方官，避免“一处不得其人，则一处之民受其害”的状况（卷19）。
丘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十分关注民众疾苦。丘浚出身贫寒，对下层民众的艰辛有切身的体验。他认为“固邦本”之政，除谋求一般百姓的福祉外，对于鳏寡孤独、贫苦无告者，以及不幸遭受灾害的百姓，尤其需要予以救助。他建议由朝廷制产立法、编制预算、设立机构来收容安置“无所依傍者”；主张酌仿古制，通过“散利”（发放公家积蓄）、“薄征”（减民租）、“弛役”（休息民力）、“舍禁”（山川森林解禁让民取之）等措施来救助灾民；他还强调要铲除天灾人祸的根源，如整治黄河以防洪水泛滥，通过就地安置解决流民问题，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等，使民众安居乐业。
在丘浚的治国蓝图中，教育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重视。他说：“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必当尽治、教、养之三事。养之以至于繁庶，治之以至于富足，教之以至于仁厚，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卷67）由此可见，他认为人君治理国家，单使民众繁庶富足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善良淳厚，这就要通过立校设教，让民众接受教育，为良从善。丘浚提出全民教育、全方位教育的思想，必须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润化，做到“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卷67）。
丘浚有关国家立法、刑罚方面的论述中也充分体现了其民本思想。他认为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顺承天道以安民生”（卷107），坚持传统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主张以德治民。在明代君主专断独行、推行严刑峻法的时代背景下，丘浚提出立法要宽严适中，以合乎“民情”，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刑罚：“所以为治者，德也。刑非所先也，民有不齐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姑以为一日齐民之用也。”（卷101）
循着民本思想反对残杀的思路，丘浚对战争提出了独到的辩证见解：“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同上）。他指出国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卫国安民，战争的宗旨是为了奉天安民，赞赏古代兵书中“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和“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观点，提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卷116）。丘浚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卷116）他告诫最高统治者发动战争必须兴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才能无往不胜。
在汉族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上，丘浚主张各族和睦相处，既反对少数民族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也反对汉族中央政权穷兵黩武，攻打欺压少数民族。“天德好生而立君以养民，夷狄入吾境，贼吾民，不得已驱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边，乃无故兴兵出塞，求而击之，其曲直有在矣？”（卷156）他认为要使边疆安定，上策是人君必须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善待他们，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夫圣人体天地以为心，兼爱华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同上）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作为明代中叶的朝廷重臣，丘浚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把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加以演绎深化，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和军事边防诸方面进行系统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爱民、富民、养民、教民、便民、安民、顺乎民心、使民亲附、兼爱华夷之民等思想，并在治国平天下中努力将其付诸实施，给后世留下不少历史启迪。（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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