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校雠略》是张舜徽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张舜徽刚过“而立”之年的1945年,是他庞大学术著作体系的第一部,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献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著作。
《广校雠略》的主体
一、辨析校雠学定义,成一家之言。对校雠学的定义,自清代的赵翼、章学诚、朱一新等学者以来就争议纷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此问题的讨论一度达到高潮。有学者将校雠学等同于校勘学者,有的认为目录学涵盖校雠学,有的认为目录学就是校雠学者,有的认为校雠学就是治书之学。代表人物有胡朴安叔侄、余嘉锡、刘咸α、王欣夫等。张舜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书中首论“校雠学名义及封域”,他通过考索刘向校书的实践并权衡清代以来各家观点,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并进一步指出:“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张舜徽集・广校雠略》卷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如果了解到当时的学术背景,知道主张目录学兼赅校雠学观点的提倡者恰恰是作为学术权威、张先生长辈的余嘉锡先生,我们就会知道提出这一观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学术自信。
二、对书籍制度的独特研究。举凡古代著述标题的变迁、著作人署名的原则等,张先生都能够原始察终、源流兼顾,有破有立,揭示了很多书籍发展史上的谜团,矫正了很多书名、作者名的误称。在讨论古籍叙录的时候也是如此,认为古人作序是“率主于叙家世,明行事”,即“知人论世”之意,“在书为序,入史为传,名虽不同,体固无二”。其有“正例”和“变例”之分。他同时也批评了自中古以来一书有二序三序的现象和“多设游扬之辞”的倾向(卷3),失去了为书写序的本来目的。
张舜徽先生在书中第一次对古代注书的类别进行了归类,认为“集解”和“义疏”之学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也标志着魏晋与南北朝之际是我国古籍注释的分水岭。也第一次论述印刷术的普及对我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学术的两面性影响,其中尤其是消极性的影响方面以往是不被注意的,尽管这种消极影响在认识到了其危害性之后是可以被克服的。关涉到学风、学术质量方面的论评,至今看来仍像是切中时弊。在书籍亡佚方面,隋代牛弘的有“五厄”说(明代胡应麟又扩充为“十厄”),把书籍散亡的原因主要归罪于兵荒马乱和战火,之后鲜有在此范围之外进行思考者。张先生超越了前人追寻书籍散亡现象仅仅例数散亡次数和事件的做法,而将其上升到了一个理论层面,他归纳补充了三条,即:一是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二是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三是不亡于黜而亡于修(卷3)。他还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些书籍的散亡和它们的产生一样,有些是自然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应以平常心态看待之,这种观点对那些佞古或常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无异是一帖清凉剂。
三、增广并丰富校雠学的内容。《广校雠略》除了丰富了传统校雠学在目录、版本、校勘和典藏方面内容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增广了校雠学的内容,这就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史。以往论校雠学者多没有认识到这个校雠学最终的宗旨。张先生重拾传统并发扬光大,从一门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一点尤其具有意义。具体的就是宏观通论汉、唐、宋、清学术大势。
张先生认为,汉代“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艺文志》之类的内容,一般学者言及“辨章学术”之义多称赞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本没有看到司马迁用“编经入史”和用传记表明学术渊源授受的高妙做法。张先生结合学术史发展规律,论述了汉代“家法”兴亡的利和弊。对唐代学术,他指出,此时虽然是“经衰而史盛”,却是“承汉启宋”的转折时期,尤其是彰显了韩愈对开辟两宋学风的功绩;论宋代学术时,他首辨儒学与道学的区别,表彰宋学的宏大气象和对清代朴学的开启之功;在清代学术方面,特别注重对学术转型时期和学派的研究。对乾嘉学术中的各派,张先生这样评价:“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同时还指出三者利弊:“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说,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乎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卷5)
《广校雠略》一书构筑了张舜徽先生的基本学术框架,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在他后来的其他著作中到了进一步的重申和发展。该书的学术影响和地位体现在很多方面,此后很多以“文献学”冠名的教材和专著,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此书的影子。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广校雠略》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