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理论创新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卫：

把论坛办成学术理论交流的新平台

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是北京市为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正派的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队伍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1995年,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共同实施“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1年,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又联合发出《关于实施“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的通知》,制定了《2001-2005年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规划》。此后,“百人工程”培养计划作为首都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先后写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从资助研究课题、出版学术著作到组织境内外考察和调研活动,从组织培养对象研修到加强理论人才及其研究成果的宣传,形成了全方位、相配套的培养体制和机制,“百人工程”学者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已成为北京市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知名品牌。去年创办的首届“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受到了各高校、科研机构和社科理论人士的广泛好评。“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已成为首都社科理论工作的新亮点,成为社科理论工作者交流和展示科研成果的新平台。

今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又是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总结30年来社科理论创新、发展的成果与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首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和新趋势,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

培养更多高水平的社科理论研究人才

自1995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实施社科理论中青年人才“百人工程”以来,首都师大先后有20多名学者成为培养人选。他们通过这一平台,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学校也十分重视“百人工程”人选的培养,注重发挥中青年理论骨干队伍的作用,为他们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积极创造条件。“百人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首都师范大学社科理论中青年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深入开展。

为进一步完善“百人工程”项目,培养和造就更多更高水平的社科理论中青年专家学者,扩大“百人工程”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从2007年起,举办“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去年首都师大承办了“历史趋势与文化逻辑”分论坛,今年又承办了此次论坛,这对于进一步推动首都师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次“百人工程”学者论坛,以“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为主题,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科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又促进不同学校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搭建一个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因此,举办这样的论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我们相信,随着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举办的经常化、制度化,以及“百人工程”项目向纵深推进,首都哲学社会科学必将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并为提升北京市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

改革开放促进文学学科大发展

纵观30年,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几年中,曾走在了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最前沿,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延续下来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传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1995年以后中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大转型,思想启蒙的功能渐渐弱化,“学科”意识开始日益强化。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近二十年“学科建设”是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学科建设”的紧迫感,来自于与世界发达国家同学科的比较,来自于同世界学术对接的强烈愿望。

在短短的30年中,中国文学研究获得了大发展。从研究资源上看,中国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传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起源于佛典翻译的外国文学翻译留下了数万种译作,为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近100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深度交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从研究人员上看,近30年来,以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的教师为中心,形成了由大约六七万人组成的庞大的文学教学与研究队伍。在学术成果上,以比较文学学科为例,中国学者发表的比较文学论文近20000篇,出版的专著500多部。

中国的学术得以繁荣和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的。综观全国,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支持了上千部社科理论著作的出版。学术研究本身是一种修行,需要培养长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需要痴心与执著。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培育优良的学风。特别是文学研究者,不能故弄玄虚,应该切切实实研究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

中国历史学研究出现新面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方法、理论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也开辟了许多新领域。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思想活跃,诸多外国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作被介绍到国内,使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法国年鉴学派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史学流派,该学派把历史看成综合的过程,主张写出全景或整体的历史。这样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在空间上拓展了历史的视野,使历史书写不再局限于狭窄的政治史描述中,从地理变迁延伸到生活、政治、文化、身体和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

在开辟的新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研究。虽然学界对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没有妨碍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史性的社会史著作有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和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等一批断代社会史著作;社会生活史方面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组织的10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等;社会结构方面有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等;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等;家庭和宗族制度的研究有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通论性著作有谢维杨的《周代家庭形态》、陈支平的《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等;风俗习惯方面有徐龙华的《国风与民俗研究》、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等。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子信息的发展,计量史学的方法应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发生周期的研究中,如人口增减、物价波动、经济升降、王朝更替、社会盛衰、边界变动、战和交替等,通过虚拟复原使研究得到比较直观的参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

文本解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领域

文本解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近几年涌现出一批新成果,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在马克思研究中,怎样处理“文本研究”、“比较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是这些年文本研究中讨论的焦点问题。多数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文本不单是由作者完成的,文本的解读者也参与到写作情境之中,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相同问题进行的一种对话。此外,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争论。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形成、研究方式的确定都与现实有关。只有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推进文本研究。

我国文本研究者形成一个共识,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动态,作出新的梳理。在这方面鲁克俭所著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书值得关注。作者收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文献,以此为基础分专题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等,给予了详尽的介绍。

目前,我国已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马克思文本研究队伍。特别是,中青年学者2007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旨在倡导“建立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新理念,以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者们每次围绕一个文本或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取得较好的成效。但目前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还处在一种“在路上”的阶段,任重而道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戚聿东:

中国产业经济学始于改革开放后

在中国,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始于改革开放后,其间经历了从部门经济学向产业结构经济学为主,进一步向今天的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主的演化过程。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轨迹,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产业经济理论的认识相关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从原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或部门,相应地,学科专业也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但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20世纪80年代,产业经济学在中国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显学之一,但其研究对象,却不是国际上作为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而是产业结构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进入新世纪,中国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针对具体行业,如国际贸易、金融、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出版等具体行业领域。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反垄断、政府规制体制改革、产业竞争力等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4所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覆盖产业经济学)和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6所大学的产业经济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已渗透到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重大飞跃。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把它的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之后,胡锦涛同志在多个场合进一步阐述这一新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我们党和国家制订的政策和法律一如既往地保护人民的利益。2007年出台的很多法律都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如税法的统一、《反垄断法》的制定、新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和《律师法》等,都强调了对人民权益的保障。1988年我国修改宪法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到今天近20年,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工农利益的同时,保护非公有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否则将会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

人口学为认识国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口学研究为认识我国国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最早的人口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成立于1974年(人大1977年复校前设在北京经济学院),到2007年全国各类人口研究机构已超过100所,为人口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1982年,人口与经济的尖锐矛盾使学者开始探索人口问题的根源,探讨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1982-1992年,人口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分别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生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相关关系、计划生育与人口政策效益评估、老年人口与经济发展等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大型专题调查,对于社会经济建设和控制人口增长起了积极作用。1992-2000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研究主旨从两种生产相适应提升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2000-2007年研究热点看,2000年研究热点集中在户籍改革、生殖健康、人口老龄化、低生育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学科建设等问题;2001年集中在农村养老、老龄产业、高龄老人、人力资本、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转变等;2003年SARS的影响掀起了对人口安全的实践意义、理论价值及研究方法的讨论;2004年集中在人口与经济、老龄、生育、人口流迁、人口分析方法等方面;2005年重点研究人口流迁、人口与经济、生育、老龄、死亡、统计方法分析与运用等;2006年在人口发展基本态势、人口与经济、人口流动与迁移,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方面;2007年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专家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卫东:

王向远、郝春文、聂锦芳三位教授的报告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谈了学科发展的走向,告诉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走向了世界,世界的人文学科走来了中国。第二,从比较的角度告诉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还存在差距。在文学方面,王教授的报告向我们传递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人文社会科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比较角度告诉我们,我国的学界把国外二三四流学者的著作已翻译过来,可我们大量的一流学者的著作却没推向世界。三是王教授告诉我们,学术研究是一个修行。现在功利主义已侵蚀到学术界,提出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对学术研究很有意义。郝教授的报告重在一个“新”,即新方法、新领域、新理论。改革开放后,外国一些学术流派介绍到我国来,如现代主义对史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的冲击是很大的,在方法论上,它主张打破文史哲的界限,这样就在学科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新夏:

聂锦芳教授的演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情况,其中一些内容值得重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个世纪后,我们对马克思文本进行重新研究。这确实是有理由的,一是以往我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理解上和文本的选择上,不是从文本出发关注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关注文本,因而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解释出来。二是存在意义上的添加。有些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把它加在马克思身上。关于未来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聂教授进行了论述,一是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二是研究水平还较低,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马克思研究,有很多课题,如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与次生态与当代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包括马克思的思想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文魁:

戚聿东、王振民、杜鹏三位教授分别从三个不同学科角度对学术发展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听了三位专家的报告,我脑子里明显地形成了四个关键词:一是改革。改革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学术繁荣提供了沃土。二是开放。开放为学科建设拓宽了视野,为学术繁荣提供了新营养,特别是国际通用的分析范式等,对我们学科和学术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三是中国特色。这是所有学科建设的根基。只有在解决我们中国自己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学科建设有新的大发展。四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新问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应体现在各个学科里,才能使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

戚聿东教授讲产业经济学,杜鹏教授讲人口,王振民教授讲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三个课题都十分宏大。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大变化的时期。改革开放之初,从人口来看,因为产业结构实际上还是人在做产业。1978年的时候,大部分人是做第一产业的,做第二产业的人很少，不到9%,做第三产业的人就更少了。今天,第三产业发展非常快,已大大超过制造业。杜教授谈的人口学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口学界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数量的改变有很大的作用。当时,人口发展势头很猛,一下子刹车,换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我们1978年提出控制人口后,很快被人民所接受。全世界能做这种人口实验的国家,中国是唯一的。王教授论述执政党理念,十分重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因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非常重大。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会有很大的调整。过去,我把它总结为:重大历史事件冲击政策调整。我们党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将会更好地按政策运作机制执政,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体现。